王维写过豆，不是青豆，是红豆，用来相思的，诗名就叫《相思》。这并非他的佳作，有点文青小调调，却像上口的流行歌，流传很广。诗中第二句“春来发几枝”，别的版本里却是“秋来发几枝”。春、秋且不论，王维写它时，早过了青春，而抵近人生的深秋了。

如果两个及以上的思想共用同一个基质，他们注定会像吸墨纸上的墨水一样模糊边界、相互融合。她是他们，他们也是她。

他那变粗糙了的手狠狠拍在我肩上，我竟然感到了巨变时代的沉重。

上回，濑山和大家聊天时，被升问及他的社会责任时，他回答“我正在越冬”。这句话非常之含蓄。越冬的人们对外界的感情，都只停留在可能性上，现在不用就会立刻腐烂掉的突发的感情，似乎也由于这一可能性的幻影，得以永久保持。其结果，什么是这种架空的感情，什么是真实的感情都分不清了，都拼命地生存于一个个统一的观念世界里。

治愈自己是拾一近年来学会的新本领。不强迫自己过度忍耐，减少对自己的苛刻，想哭就哭，想吃就吃，偶尔的暴饮暴食也未尝不可。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多反转，人生最重要的三部曲：与他人和解，与过去和解，与自己和解。这两年，过着平平淡淡日子的拾一不新与自己和解，也明白了人生是由不断的自我反思充实的。

征服异性通常就不只是个生理满足的问题——人并不一直需要性伴侣——还反映了人需要他人对其性欲的“承认”。这个被承认的自我，......性爱最深层的形式包括一种渴望，渴望爱人对其超出生理特征的某种东西的承认，这种东西就是自己的价值。

这些信息不仅是果断的裁决，也往往伴随着末日预言，宣判那些自愿放弃生育的女性生命空虚并为此受到折磨，担负着后悔、悲伤与寂寞，生命因为缺乏意义而黯淡无光。

养孩子的乐趣是在发挥大人的才干；孩子得明白这个，不然便是找不自在。……刀把儿在别人手里拿着，你顶好是吃得胖胖的；人家要杀你呢，肉肉头头的，也对得起人；人家要不杀你呢，你也怪体面。天赐教给了我们这个办法，他似乎是生而知之的。

这一点每每容易忽略：恐怖小说最重大的要素，并不在于它如何让读者感到恐怖。如果仅仅让人感到恐怖，只要是个技巧娴熟的讲故事的人，谁都能写出这种水平的东西来。问题在于它能让读者不安（uneasy）到何种程度。虽uneasy，却并非uncomfortable（不快），这就是优质恐怖小说的条件。也是相当困难的条件。

在孔夫子那里，这个农民理想就被文绉绉描述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最佳白话文解释应该是：“我不怕日子穷，就怕别人不和我一样穷。我不怕东西少，就怕被人比我多。”

侦探俱乐部成员很少会承认他们写的是自己的经历，或是自己身边越来越脆弱的社会秩序。但他们将线索散落在了作品里，就像他们笔下犯了错误的真凶，暴露了其狡诈的图谋。我们能从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推断出的东西，远比作者自己意识到的要多。

夫人默然了一小会儿，换了个问题：“今天早晨，我还在读先生的《过香积寺》。最后一句安禅制毒龙，我知道毒龙是欲念，是不好的，安禅就是为了控制它。可是，怎样オ得以安禅呢？王维说：“人跟人不一样。”先生的毒龙，制住了么？”“可以这么说。”“我想知道，先生是怎么办到的？“就靠挨了那一脚。”哈哈哈哈哈，有趣。

中国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大堆社会精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要培养文官制度，中国同时也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土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

哲学家仍会对设计者的观点充耳不闻，因为他鄙视自发、非人类和外部化的思考，他想要思索一切存在的本身，通过制造正确的系统或有意义的结构来实现。

这就是说，道德法则对于绝对完满的存在者的意志是一条神圣性的法则，但对于每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则是一条职责法则，一条道德强制性的法则，一条通过对法则的敬重以及出于对其职责的敬畏而决定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行为的法则。

在全国各地农户间，各种分配一定不一致，或不平等。但对于大国来说，“当地”的公平、公道更重要。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否与自己身边的人“同等”，而不会与某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攀比。因为，再重复一遍，“就实践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

因为快乐毕竟是无法忍受的。我们会有片刻的快乐，但一种永恒的快乐却是无法想象的。……任何时刻拯救都会以毁灭和死亡的方式到来。……我所欲求的是被忘掉一一而我当然会被忘掉。任何事物都会在适当的时候被忘掉。 ……布拉德德雷认为时间从未来流向我们。我们总是溯流而上。而未来转变或溶解为过去的时刻，就是此刻。目前只是未来变成过去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