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个人的感觉，不是你在商店里看见一件商品想把它买回家的那种感觉。那不是爱，那是欲望。欲望就是你看见一盏台灯，想把它带回家，放在公寓的一角。爱是一一”她顿了顿，在思考一一“爱更像是一个父亲为了将自己的孩子从着火的房子里救出来而牺牲自己。当你真的在爱时，你将不再为自己而活，你为另一个人活着。

悲恸是生死同瞬。因此，悲恸可以说是你能真正感受到的最绝对、最压倒性的体验。我有时候忍不住赌咒，我们的生理构造，完全不适合承担这么重的情感。它比高山更沉，比海啸更猛，你的身体他妈的会被压成碎片。可我仍想体验悲恸。有悲，才有泪。悲恸可以让你和你失去的再次结合。它是一场融合，你随那些你爱过，但业已失去的人或事物而去。在某种意义上，你与自我分裂开，尾随它一程，直到你再也跟不上它。

悲恸就是意识到接下来你必须孤身一人，意识到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因为孤独是每个独立个体的终极命运。死亡也是种极端的孤独。

尽管叶子农并没有跟她要求自由，只是不愿以自卑的心态去听《我的祖国》这样主题的音乐会，但事实上她已经不能再把他关下去了。因为一条丝袜阻碍了叶子农的态度，导致一个研究了20多年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敢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不敢承认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正当性，而且他又是叶辉将军的儿子，这个事实是有例证效应的，这个负面影响也是会被人利用的，这个结果她担不起。

尽管如此，你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抛弃自己的理性能力，而是为了发挥这种能力：现在你就可以对感觉做理性分析，从而明智地决断哪些感觉是好的指路明灯。因此“不要做判断”的根本含义是指不要让感觉为你做判断。而“触及你的情感”的根本含义是指不要对它们毫不在意，任由其摆布。总而言之，就是要你以最清醒的世界观决断对外界的反应。

尽管如此，自我还是在有些时刻被定点化了：如果我处在一群人中间，而且我的立场与他们的各种立场都截然对立，那么这时候我就很显眼了——我就是坚持认为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或那样的“那一个人”。

尽管他有这些原则性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他却又似乎从未像我们其他人那样享受到任何分离的乐趣，而一旦他们母子俩碰到一起，你立马会感到一种紧张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尽管她穿行于一个污点斑斑的世界，她纯净的精神是绝对不容质疑的。

尽管以一对六，他们并不太重视长辈的教导。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之前的政治运动中度过了人生中大半时光，他们吃苦耐劳，但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就像冯叔和傅姨这代人，大多疲于应付现代中国自由市场的现实环境，通常给不了什么好的建议。“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向父母解释清楚一些简单的想法或决定，”……=t.value

尽管他们感到彼此平等，但第二轮班的负担还是主要落在了卡萝身上。正是一个在他们稳定而幸福的婚姻之外的社会体系——对两性间不平等的更大社会支持，间接地维持着“他”和“她”之间不平等的家务分配。

尽管唯一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他们都出生在智利这一事实。有本书可能斯泰因读过，而索托肯定读过（他在墨西哥发表的一篇关于流亡和漂泊的长文中曾提及此书），洛伦索也读过，带着他几乎每次读书时都会有的满腔热情（他怎么翻书页？用舌头，就像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那样！）。这本书名叫《我的格式塔疗法》，作者是弗雷德里克·佩尔斯博士，心理学专家，为逃离德国纳粹而在三个大陆上流浪。在西班牙，据我所知，这本书还没有被译过来。

尽管如此，尽管有些人了解这种背叛，尽管欧洲正在自己的废墟里可耻地死去，人和人之间还是有爱。可是如今，那种爱所发出的生命的呐喊早就化作咝咝声，变成了这种懒散、恶毒的同性恋。在刚刚过去的这场战争中，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死亡，而是通敌卖国。所以，上流社会的同性恋只是一种肉体的反思，而真正的、唯一的性交则是在纸上进行的……

尽管如此，英国广播公司还不算一无是处。战时，因为节录《我的奋斗》，它仍然经中立国瑞典向希特勒支付版税。

尽管相当有难度，当我介入实案后，竟然有过多次成功的经历。这种假设在前、验证在后的过程，让我对人的心理逻辑有了崭新的认识。我发现，人所有的心理表现必有相应的经历和环境。比如，一个人是否会犯罪，往往与他出生后的家庭养育密切相关。

尽管物质环境的构成对于社会交往的质量、内容和强度没有直接影响，但建筑师和规划人员能影响人们相遇以及观察和倾听他人的机遇。

尽管特里施和玛丽安娜表达焦虑的方式不同，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担心跟自己喜爱的人看法不一致会失去这个人的认可或者这个人，被孤立或者无所依靠。为了确保能跟自己喜爱的人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她们什么都愿意做，哪怕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否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