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

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之类，例如进化论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的则为黄三太。

现在的中国美术家诚然心盲目盲，但其弊却不在单研究十九世纪的美术，——因为据我看来，他们并不研究什么世纪的美术

他醒来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觉得呼吸困难，发现鼻子上有东西。当他想抬起手摸摸看时，却做不到。他一低头，看到自己的手腕都被带子缚在床沿，才知道自己在医院。他闭上眼睛回想：威廉揍了他。然后他想起是为什么，于是把眼睛闭得很紧，无声地痛哭起来。

后期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

但也有竟在门口坐着躺着，不想爬起，虽然浸得油汪汪的，却毫无一个疙瘩的人，可惜我去问他，他们都瞠着眼不说话。我不知道他们是不听见呢还是不懂，不愿意说呢还是无话可谈。

憎恨战争并不会带来和平——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只有热爱和平才能真正带来和平。

石黑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作为一个作家，我更关心的是人们告诉自己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发生了什么。”石黑雄一关心的不是外部的现实世界，而是人复杂的内心世界。通过扭曲的回忆所反映的微妙东西可以帮助人们窥探这个世界：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想起这件事？他对这件事是什么感觉？他说他记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却还是要说给我们听，那么读者能相信他多少？等等。

倘在阳间，每一所机关外总挂五六块牌，这里却只一块，足见地皮的宽裕了。

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

一些腐烂的布条儿替代了水草，顺流荡漾着。孩子就会想起《诗经》上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学校里选的那些老古董，他一篇也背不完全。这一溪污流里破烂的水草，反而老是提醒他牢记住这点儿古老。

他们卷走了一切：钱，十二月的清风、切面包的餐刀、午后三点的惊雷、茉莉花香和爱。只留下灰头土脸的巴旦杏树、耀眼的街道、木头房子、生锈的锌皮屋顶，以及被回忆击垮、沉默寡言的人。

所谓文化差异，在其最原初的起点上，呈现为以下三种差异，即，制度/组织形式的差异，用以对制度/组织形式进行正当性辩护（或批判）的信仰/观念系统的差异，以及用来象征信仰/观念系统的物质载体形式的差异。

这种惭愧，往往成为我的怀疑人类的头上的一滴冷水，这于我是有损的。

正如大量的阅读和学习会损害自己的思维，大量的写作和教学也一样会逐渐让人不再对事物有一清晰、透彻的理解和认识，因为人们再没有时间去得到这样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在写作或者教学、作报告的时候，人们就得用词语填塞清晰认识里面的空白和缺口。很多书籍之所以写得又臭又长，原因就在这里，跟书籍所讨论的主题是否枯燥无关。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

凡理想学说之发生。皆有其历史上之背影。决非悬空虚构。造乌托之邦。作无病之呻者也。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总而言之，主张偏激，连标点也就偏激，那白话自然更不“通妥”了。即如我的白话，离通妥就很远；而我的标点则是“英文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