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冲突、抗议的过程中，很难听到多少理性辩论的声音，人们更多的是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和立场，做出各种出于政治正确的站队。这种过程没有什么建设性，带来的不是社会共识的更新，而是社会进一步的撕裂。这与马丁·路德·金所奋力推动的黑人民权运动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一个说法叫“知识的诅咒”，就是说当一个人知道一件事后，他就无法再去想象不知道这件事的样子；我们把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知识的祝福”，当一个人展开了对世界新的想象方式，世界就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

阴谋论的信奉者，实际上是一群思维的懒惰者：有了阴谋论，各种问题就有了简单的归责对象，自己的问题也就无须反思了。

在国际秩序当中，表层秩序是成文规则，底层秩序是力量博弈。超级大国的力量博弈，会使得表层的成文规则获得生命力；超级大国对表层规则的遵守，经常会更有利于它在底层的力量博弈。

回顾人类历史会发现，与革命性新技术/新经济的技术特性相违背的政治方案，从来没有成功过；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政治秩序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技术/新经济。

基础共识是日常的法律秩序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首先都是暴力行为，暴力实际上是政治秩序得以成立的一大基础；战争行为和警察行为的差别在于，如果人们使用暴力时是在执行人们有共识的规则，那就是警察行为；如果没有共识，那就是战争行为。

要实现弯道超车有一个困难：互联网经济中的用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或者说很高的迁移成本，要让用户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难度很大。

市场的存在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

世界秩序是若干个超大规模国家在彼此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正是这种均衡，为国际法秩序的效力奠定了基础。

风险社会的特点是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

中国必须超越民族主义心态和格局，从开商场的战略格局出发，主动为已经存在但遭遇失衡的全球秩序提供公共品。

信息茧房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公共领域”的“公共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把人们的社会交往所依赖的物理空间给击穿了，没有了共享的空间结构，“公共性”就进一步被消弭掉了。

互联网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头部效应、赢者通吃，数据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受国界所限，结果就是赢者必定会成为传导各种政治外溢效应的国际性数据大公司。

从 1到 N”的创新，追求的主要是大规模复制效应，有利于财富的普遍扩散；在经济上，它更多的是拉动外延型增长。“从 0到 1”的创新，追求的不是复制效应而是原创效应，有利于财富的巨大单点突破；在经济上，它更多的是拉动内涵型增长。

中美贸易战其实也是“全球双层循环”结构对国际经贸秩序冲击的一个表现，而美国手上有特别多的筹码，原因就在于它在“全球双层循环”当中的优势地位。

从原则上来说，这个最高权力具体在谁手里呢？过去，它在君主的手里，也就是“君主主权”；在现代，则在“人民”的手里，也就是“人民主权”。而“人民”，则是由“想象的共同体”的故事所打造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奇迹，远不是用我们过去通常所说的人工和土地的要素价格低便能够解释的，其背后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出的一个庞大的支撑系统。

封装式思维的政治外壳通常是民族主义，另一种思维尝试以激进的方式突破这个外壳，便走向了抽象世界主义。

普通法和成文法的深层差异在哪里呢？用一句话来简单概括：对普通法来说，法律是被发现出来的；对成文法来说，法律是被发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