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听得瞠目惊舌,没想到有这么一手。他从前听东宫师傅说过,地方上有些胥吏暗中窃取粮食,等到查账时便一把火烧了,落个死无对证。当时他还觉得过于胆大妄为,没想到还有更高明的手段。焚烧库房,只能瞒一时之贪;借帽取底,却能年年岁岁长享其利,付出的无非是几条人命罢了。
两京十五日经典语录
-
-
天下之事,从来不是靠虚无缥缈的忠义,而是靠实实在在的利益来聚拢人心!各怀鬼胎怕什么,貌合神离怕什么,只要利益一致,就不怕事情推不下去。
-
佛母不知他和朱瞻基、于谦之间的曲折,以为他一开始就是个保驾忠臣。吴定缘也懒得解释,撇嘴道:“多新鲜哪,我身为应天府捕吏,官兵不帮着太子,难道还帮着强盗不成?”
-
“我现在明白那条堤坝的意义了。这一座城市,不只是墙垣,不只是天子,不只是百官,更是生活在其中的黎民。即使城垣坍塌,天子不在,即使百官无所作为,只要百姓人心未失,它便能够自我拯救。孟子那一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原来是这个道理。
-
听说河南有些地方,如果旱了,就把龙王像从庙里拖出去打一顿,打到下雨为止。 于谦道:“我朝民风,大多不是诚信敬拜,倒像是和神佛做生意。你遂了我的愿,我给你重塑金身;我的事没办成,就打上门来砸了这烂泥胎。可见民如何,还在于圣贤教化啊。”
-
国家用度,百姓安危,关我一个盐商屁事?反正谁动了我的馒头,任你是黄天老子,也要扳上一扳。
-
如果可能,试着让他们偷点小懒,得以放松。这很重要,但是,切记不要替他们做好一切。保持一定程度的常规生活对于他们的自尊自信与自我评价至关重要。
-
他渐渐变成一部我只能观看却无法参与的电影。他在自己的电影中惊涛骇浪,而我只能是银幕前惊恐莫名的观众。
-
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刚进中山大学历史系,便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后来又放宽条件,说是从50岁开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
-
中国政治,窃以为1949年前的中国史亦然。关于辛亥革命,周荫棠曾提出,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除体制内的“篡位”地方割据者的坐大和异族入主外,多是起于草野的“民变”;而“清朝的灭亡,不是由于挺而走险的民变,乃是由于激于大义、处心积虑、具有计划的士变”。起事的革命党人,多是“白面书生”。简言之,同样是造成政权更替,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与前不同的特色,即为“士变而非民变”。
-
运气也是她与生俱来的本钱。……你看我开心,我看你高兴,谁也不会把真相招供出来。
-
运气特别照顾元璋,他怕察罕帖木儿的兵威,正接洽投降,察罕被刺杀了。扩廓准备南征,又和孛罗帖木儿抢地盘,打得难解难分。陈友谅第一次约张士诚夹攻,张士诚迟疑误了事。第二次张士诚围安丰,陈友谅不取应天而围南昌,又被流矢射死。上天真是太眷顾了!他这样想着,越想越有理,再发展下去,就想成“天命有归了”,从此一心一意秉承上天的付托,作长远的广大的计划。
-
在类的内部,变量定义的先后顺序决定了初始化的顺序。即使变量定义散布在方法定义之间,他们仍旧在任何方法(包括构造器)在被调用之前得到初始化。
-
正象他们所强调的,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地学,通过增强个人的“直觉”以及犯错误、被侮辱去掌握“形”(正确的方式)这有时被日本人和外国人共同称赞为做事的好的精神之道:就象禅教的修行——不要想只是学习“直觉地”行动,闭上眼睛去击中靶子。
-
这里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一个是 10%,一个是 6.4%。当盈利收益率大于 10% 时,分批投资。盈利收益率小于 10%,但大于 6.4% 时,坚定持有已经买入的基金份额。当盈利收益率低于 6.4% 时,分批卖出基金。
-
最后审判不妨改称为“正确的评估过程”。它不过反映出:世上每一个人终于恍然大悟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不值一提的事。有此认知后,人的选择能力方能接受理性的指引。若分辨不出两者之别,人的意志无可避免地会在自由与奴役状态中摇摆不定。
-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
在“疯狂”中,沈从文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得冲动,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恢复过来。这两种力量交织、交替,换句话来说,就是病情时好时坏。慢慢地,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
要想使人类的回完全免除这些深奥问题,唯一的方法只有认真地来研类理解的本性,并且把它的能力精确地分析一下,以求指示出,它无论如何不配那样辽远那样深奥的研。只有精确的和正直的推论是唯一的万应的良药,它可以适合于一切人,一切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