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追求个人幸福的最高境界是内心平静。

那么，该如何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逼迫自己直面死亡。我们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就是在给自己的人生找一个目标，就是在问：“我为什么活着。”这也就等于在问：“我为什么不立刻自杀。”

概率主义认为，我们每一次检验科学理论正确，都是在为科学作贡献。证伪主义认为，检验正确并不为科学作贡献，只有检验出科学理论是错的，才是真正为科学作贡献。

这就好像今天有个学哲学的朋友，如果他逮谁跟谁聊专业，人家聊电影，他非跟人家说康德，别人肯定都觉得他是精神病，是装x犯，都不理他了。相反，如果他把对哲学的思考压抑在心里，表面上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的饮食男女，偶尔开开黄色玩笑，大伙就能跟他坦然相处了。没准还会以认识他为荣，到处眼人说： “瞧，我这哥们儿是学哲学的！”就好像他知道哲学是怎么回事一样。

然而最令我痛苦的，却是明明下定决心以新闻记者为业，也就是说，以向公众传达事实真相为生，但自己内心当中，却打算给绝不可能忘却的真相加上盖子，封藏起来。

任何标有“法式烘焙”的咖啡豆很可能都不是手工咖啡豆。如果咖啡豆包装上有深度烘焙的描述，例如“法式烘焙”或“意式烘焙”，那这包咖啡豆基本不会出自手工咖啡烘焙师之手（虽然一些烘焙师也会用深度烘焙，但不会使用上述词语）。

三藏道：“你十分闯祸！他虽是剪径的强徒，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死罪；你纵有手段，只可退他去便了，怎么就都打死？这却是无故伤人性命，如何做得和尚？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

人这种东西，只要每天都有人和自说同样的话，大概就会信以为真。尤其是当那和自己潜意识中的愿望一致的时候。

如果人类不再从万物中看见给定的秩序，如果人类的世界不再由固定的意义、关系和种属组成，则一切皆有可能。他会发现自己乃是自由人，而根据自由人的定义，他将成为一位创造者。

如果想设计一个便于推进各项工作的系统，其策略就是要在设计中尽可能长时间地保留尽可能多的可选项

人们尽其全力，不去追求安全，平稳，或是来时的永世，而是追求人的一生之中尽其胆识所能获得和掌握的一切东西。

日记要求不高，只要求老实、有思想和意志。文学才能有时候竟会妨碍目击者的陈述做到公允客观。未经雕琢的、最最朴实无华的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不知道为什么，如今是那么少……

商品经济可以自由化、可以社会化，商品经济也可以权力化、封建化。自由化（竞争）、社会化（股份）的商品经济被注入了封建化的基因，变种成为一个畸形的怪胎，以癌细胞的裂变方式产生着新的罪恶，也许直到躯体死亡之后才能终止。

如果想要创新——你也应该无时无刻不这样想——那就需要提供允许失败的空间。

它把从未进入过自由怀疑的境地的人们的狂妄独断的说法排除掉了，并且指出所熟悉的事物中那不熟悉的一面，使我们的好奇感永远保持着敏锐状态。

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

顺治五年，就是清兵入关第五年，清廷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其一，生员不得言事；其二，不得立盟结社；其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以往的碑都是树立的，只有这块碑是卧立的，读的时候要俯首弯腰，如果不遵从，那就可能“一卧不起”了。

说也奇怪，母亲也历劫过抗战，也见过金元券贬值，也逃过难，总还是娇滴滴，历史是历史，她是她。

她告诉自己，既然在这里犯下了罪，就应该在这里接受尘世的惩罚。或许，每天背负耻辱标志的折磨最终会净化她的灵魂，让她重获已经丧失的纯洁，而这纯洁会因为她的受难而越发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