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不会让两个宗族或民族和解，永远不会。

相比于王朝的覆灭，文化的根基的丧失更加悲催。

他（幸运的父亲）在家里待了几年，靠积蓄和小买卖维持生活。在内战结束后，他决定出去闯荡。他跟一位兄弟去了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先当保安和开门人，等攒了一笔钱后，就开了一家杂货铺，主要卖塔吉克的干果。在俄罗斯，幸运的父亲一干将近二十年。

于是，我问他在哪里发表作品。“我的一篇小说被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一本美国期刊上。”我突然想起，在天山碰到的吉尔吉斯向导也对我说过这件事。看得出，在比什凯克的青年文学圈里，此事非同小可，算得上令人瞩目的成就。

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因此差别巨大：像苦盏这种位于费尔干纳盆地的北方城市相对工业化；中部和南部则能坚持自给自足的农业；至于帕米尔高原，人们仍然采用古老的农业方法，在生存的边缘摇摇欲坠。

阿拜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苏联崩解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后苏联时代的吉尔吉斯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他认为liberal和democracia是与生俱来的derecho，criticar a gobierno是作家的义务。

老人叫谢尔盖，退休前曾是科研站的工作人员。他厌倦了阿拉木图的喧嚣，宁愿在这里独自生活。他开着一辆破拉达轿车，从阿拉木图买来成袋的土豆、洋葱，带到山上。直到这里被大雪覆盖，他才驾车返回城市。“有时候，我渴望交流，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们要上去吗？”谢尔盖问。“我们可以试试，”塔季扬娜回答，“直到无路可走。”

“对我这代吉尔吉斯人来说，USSR就像史前时代，与我们无关。”阿拜说，“从父母那里，我听过不少USSR时代的故事，但却无法激起太多共鸣。”

一位塔吉克学者写道：“生活在希萨尔山区的塔吉克人并不了解居住在苦盏的塔吉克人。泽拉夫善山谷的塔吉克人对帕米尔高原上的塔吉克人一点也不熟悉。”但更明显的是婚礼禁忌。经过瓦尔佐布山区时，同车的人告诉我，瓦尔佐布人永远不会与南部的库洛布人结婚，尽管他们都是山地塔吉克人。有一句谚语以戏谑的方式道出了这种分裂：“在我们的国家，可没人闲着：苦盏人统治，库洛布人守卫，库尔干秋别人犁地，帕米尔人跳舞。”

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陷入了一场身份危机中，民族认同建构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而借助国家身份塑造的社会文化手段进行“去俄罗斯化”也已成为民族认同建设的题中之义。伊斯兰因素在苏联解体后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真空领域中独占鳌头的后果已经通过内战使塔吉克斯坦元气大伤。

早餐是斯巴达式的自助：冷得像前女友一样的煮鸡蛋，同样冷的馕，结冰的西瓜片。

当然，艾特玛托夫是每个吉尔吉斯人必须阅读的作家，就像中国的鲁迅。”阿拜说，“不过我现在认为，艾特玛托夫的成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怎么讲？”“在USSR的大家庭里，每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有一个作家，能够代表那个民族的文学——这既是USSR的要求，也是一种需要——艾特玛托夫恰好成为吉尔吉斯文学的代表。”

他就掏出手机，把那篇小说发给了我，小说写了一个普通的吉尔吉斯男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去莫斯科打工。在那里，他受尽屈辱，在建筑工地干活，每月把微薄的收入寄回老家。为了赚钱，他把积蓄借给一个放高利贷的同乡，结果血本无归。他回到吉尔吉斯，不甘心失败的命运，再次回到莫斯科。这一次，他当上了夜总会的保安，却失手打死一名寻衅滋事的花花公子。他被判刑入狱十五年，妻子也改嫁他人。这篇小说的名字叫“移民的命运”。

对其他中亚邻国，他没有太多兴趣。他认识几个哈萨克作家，仅此而已。

与父辈不同，阿拜从小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能讲不错的英语和法语。

如果人类不曾发明“品牌”这个词，用“符号”来表述，或许更准确些。一个超级品牌就是一个伟大的符号系统。品牌要么始于符号，要么成为符号，通常两者都是。宣传是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手势、旗帜、纪念碑、音乐、服饰、徽章、发型、钞票图案、邮票，等等）以求操纵他人信仰、态度或行为的系统活动。

若是一个一个问题作点的研究，而这些问题有相互关联性还比较好，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