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是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它并非头脑中的智力游戏。智力的反义词是迟钝,智慧的反义词是愚昧,愚昧比迟钝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很多智力发达的人也许非常愚昧。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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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智慧是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它并非头脑中的智力游戏。智力的反义词是迟钝,智慧的反义词是愚昧,愚昧比迟钝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很多智力发达的人也许非常愚昧。
理解人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要想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程度,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知识。
时间就是金钱,它意味着,谁有能力拖延,谁就能够把成本强加给其他人,而且有时候是极其巨大的成本。
许多被称为社会问题的事情,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理论和世界现实之间的差别而已。许多知识分子却认为这些差别意味着真实世界是错误的、是需要加以改变的。此外,这些改变应该由社会机构而不是由群体文化做出,而群体文化则被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说宣称为是均等的。在当代知识分子的世界中,经验的平等从来无需被证明。平等是被预设好的默认配置,对相反情形即不平等的举证责任,则被置于其他人身上。
尽管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缺少运行良好的货币体系,交易就会降低到物物交换的水平,真实财富也会流失。
没有稀缺性,就没必要节约,也就没有经济学。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曾给出了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定义:经济学是研究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使用的学问。这些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区别仅在于进行权衡取舍的制度方法不同,而权衡取舍是任何经济制度都不能避免的。生产需要土地、劳动力、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来实现产出,产量水平进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经济学研究的正是这些资源的使用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中国曾经领先于世界,其衰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也是拒绝向他国学习。
贫穷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分配”,而在于生产。穷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他们被剥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产出,无论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股票:可变回报。债券:固定回报。高风险之下,(低回报率的)债券就无法吸引投资者。投资的风险不仅会根据投资种类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也会根据时期的不同而不同。
法律规定低于既定数额的工资是违法的,但这并不能确保工人的生产率就值这些钱,而且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些工人也许就无法得到雇用了。然而,人们几乎总是从政治上讨论最低工资法让工人从工资中获得了好处。不幸的是,不管法律怎样,实际的最低工资总是零,许多任务人在国家制定或上调最低工资时得到的工资也是零。因为当这些工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他们要么失业,要么找不到工作。失业就像短缺和过剩一样,是不能脱离价格的。
有些人可能认为投资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交易。但是,更广泛、更根本的投资,是为了在未来拥有更多物品而牺牲当前的物品。经济上的投机所涉及的是人们以投机这种方式应对,降低固有风险,以及把风险留给那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
从因果关系方面来分析经济活动,意味着我们要考察创造激励的逻辑,而不是仅仅思索追求目标的愿望;还意味着要考察激励之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的经验性法则。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与他人进行竞争,他们只是觉得自己是在各种价格下决定各种东西的购买量,但稀缺性保证了他们是在与他人进行竞争的,即使他们还以为自己仅仅是根据其所拥有的货币数量做出各种购买决策而已。
比起某个公司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所取得的效率能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利益。高明的商业领导者不仅是企业取得相对成功的一个因素,他们还普及了更新、更好的金鹰方式,在公司和行业间进行竞争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促使公司改进的动机是公司的盈亏,而对于整个经济来说的盈亏,是购买了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是否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
虽然收入通常用货币来衡量,但是实际收入是由这些货币能够购买什么物品、购买多少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的。国民产出同样由实际商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中每个人的实际收入总和与国民总产出是一回事。虽然对国内生产总值加总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存在这种高估的倾向,但统计数据通常还是会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的人均产出。
竞争,最重要的是,它是市场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能由某时某刻某个行业的已有竞争者的数量来衡量。但是,作为一种状态,竞争却能恰恰消除许多竞争者。在整个反托拉斯诉讼的历史上,什么不利于竞争和什么不利于竞争者这两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明确区分。在混淆不清中,什么对消费者有利这一问题也常常被我们丢在脑后。
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着计划经济所没有的一个可见成本——利润,计划经济中也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成本——低效率,在市场经济中,低效率通过亏损与破产被铲除。大多数商品在市场经济中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这一事实暗示着利润的代价要比低效率小得多。换一种说法,利润就是为了获得效率而支付的价格。
让政府来援助那些受经济变化负面影响的特定行业、地区或人口,往往是一种很大的政治诱惑。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将资源从更先进的经济部门,转移到产品生产或技术方法效率较低的地方,换句话说,只能阻碍经济对稀缺资源进行最有价值的配置,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稀缺资源是否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
将货币从社会其他成员转移给自己并不是垄断者带来的唯一危害。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虽然这种转移以一种令人反感的方式重新分配了社会财富,但是并不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总财富。垄断者对整个经济的总财富产生的负面影响,恰恰在于它对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分配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