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被称为社会问题的事情，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理论和世界现实之间的差别而已。许多知识分子却认为这些差别意味着真实世界是错误的、是需要加以改变的。此外，这些改变应该由社会机构而不是由群体文化做出，而群体文化则被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说宣称为是均等的。在当代知识分子的世界中，经验的平等从来无需被证明。平等是被预设好的默认配置，对相反情形即不平等的举证责任，则被置于其他人身上。

理解人的局限性是智慧的开端。

智慧是从你经历的一切中获得理解，它并非头脑中的智力游戏。智力的反义词是迟钝，智慧的反义词是愚昧，愚昧比迟钝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很多智力发达的人也许非常愚昧。

不知道不幸的滋味，不知道艰辛的颜色，不一定是坏事。净是不断地体验健康、幸福的瞬间，当幸福的良机从附近经过时，就不会让它溜走。每一次必定牢牢抓住，不久，你被自己都用不完的幸福包裹着，于是开始把这幸福分给别人。相反，只懂得艰辛的人，即使幸福的瞬间从旁边经过，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或者辦别不出幸福的瞬结果错失良机。只见过老虎的人，不会把豹子误认为老虎。

比起某个公司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所取得的效率能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利益。高明的商业领导者不仅是企业取得相对成功的一个因素，他们还普及了更新、更好的金鹰方式，在公司和行业间进行竞争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发展。促使公司改进的动机是公司的盈亏，而对于整个经济来说的盈亏，是购买了这些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是否因此提高了生活水平。

不怨天，不尤人，自得其乐最是好命。苦求本身十全十美的人，那份认真强求，就是人格的不完美。

虽然收入通常用货币来衡量，但是实际收入是由这些货币能够购买什么物品、购买多少实际的商品和服务来衡量的。国民产出同样由实际商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中每个人的实际收入总和与国民总产出是一回事。虽然对国内生产总值加总时，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出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出存在这种高估的倾向，但统计数据通常还是会表现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的人均产出。

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什么都不做方是上策。这是拿破仑的至理名言。而我在「什么都不做」四处游荡时晓悟了一个道理——除了让生活更有趣无事可做啊。

不这样，在这个世上就没法生存。就一张真面目，什么时候被打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也是一场游戏，是一场根据情况选择恰当面具的游戏。

不知道你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班上有个喜欢的人，哪怕是再不喜欢念书，哪怕是发烧感冒，也会自觉自愿、高高兴兴地去学校，因为那个人就是大妈所说的“盼头”。

不用我们知晓，也无需我们批准，无意识系统默默地模拟着我们的观察对象。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是这类模拟的影响，那或许是一个匆匆而过的念头或是一股情绪。我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些稍纵即逝的感受对我们造成了多么深刻的影响，也不知道它们究竟来自何处。我们只知道它们是从自己的内心产生的。

不由自主地说谎——我由此来识别每个天生的神学家。神学家的另一个标志是无能于语文学。在此，语文学当在非常一般地意义上来理解，理解为好的阅读技艺——能够读出事实，不会通过解释来歪曲它，不会在寻求理解的过程中失去谨慎、耐心和精细。语文学是在解释中Ephexisl[悬搁判断]：无论是解释书籍、新闻、命运还是天气，——更不用说“灵魂的拯救”了。

竞争，最重要的是，它是市场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不能由某时某刻某个行业的已有竞争者的数量来衡量。但是，作为一种状态，竞争却能恰恰消除许多竞争者。在整个反托拉斯诉讼的历史上，什么不利于竞争和什么不利于竞争者这两个问题一直没能得到明确区分。在混淆不清中，什么对消费者有利这一问题也常常被我们丢在脑后。

不用自己思考做决定这点还是有很大作用的。把自己交出去就行了，有指示照做就ok。

不在场的在场在场的不在场物体的逃逸性转换生成语法是否真的就用拓扑不变性取代了测量不变性，或者，将建筑物做成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一种没有内外之分的瓶体）、投影平面，而不再是杆件和平面，并不重要。

虽然市场经济存在着计划经济所没有的一个可见成本——利润，计划经济中也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成本——低效率，在市场经济中，低效率通过亏损与破产被铲除。大多数商品在市场经济中更容易获得也更便宜，这一事实暗示着利润的代价要比低效率小得多。换一种说法，利润就是为了获得效率而支付的价格。

不远处有一乞丐躺在路边睡觉，盖着厚厚的被子，过大的黑脑壳上生着红瘤，黄色的叶子落在他身边，好像有人给他献花。

不愿意完成需要持续注意力的推理训练，就不可能理解经济现象或者获得分析经济问题所需的理论基础。我的写作已尽可能的清晰，但我并没有徒劳地假装将一切都简而化之不论如何，在经济学本身尚未成为一个整体之前，试图将经济学与任何其他学科整合起来总是过于鲁莽的。只有在经济学成为整体之后，其在其他学科中的正当地位才会得以明确。

不知道是时代在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是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样的情感彻底地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

让政府来援助那些受经济变化负面影响的特定行业、地区或人口，往往是一种很大的政治诱惑。但是要这样做，只能将资源从更先进的经济部门，转移到产品生产或技术方法效率较低的地方，换句话说，只能阻碍经济对稀缺资源进行最有价值的配置，而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稀缺资源是否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