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有《论风流》一文，以为“玄心、洞见、深情、妙赏”四者，是构成魏晋名土风流的必要条件，这也不失为简赅的归纳。当然人要活得漂亮是不容易的，追求“名士风流”结果只是矫情和虚浮亦是常事。即如冯先生，能论风流矣，而行事每见窘迫。

那些流动与变幻的情感，才是生命的根本真实。

总的来说，“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提法是高度误导的。我认为，最好首先从道理和说理来界定哲学，而语言则由于道理之道和道说之道的内在联系被牵引进哲学的核心。

上次跟她聊天，忘了吃中饭，可谓忘食。这次跟她聊天，牺牲了睡眠，可谓废寝。废寝与忘食兼而有之，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算是有相当程度的熟识了吧！？

在清除了罂粟的地方正在努力发展植棉，共产党在安定办了一所纺织学校，收了一百名女学生。每天上三小时文化课，五小时纺织训练。学完三个月后就派到各地去办手工纺织厂。“预计在两年内陕北能够生产全部所需的布匹。”

上次寄來的譯稿不知哪一篇曾經提起哈代的JudetheObscure，譯為《默默無聞的裘德》，應改為《費解的裘德》。

这人世上，所有的超俗之美与越轨的一切卓异，如果不想矢折而终，最好还是沉埋于一个最拙劣的面具里

有“阿特拉斯综合征”的人，总是深信他们必须独自解决所有问题，并把自己的需求放在最后。就像希腊神话中反抗宙斯失败而受到惩罚的阿特拉斯一样，他们将全世界扛在肩上，要求自己对其他所有人的感觉和行动负责，希望为过去或未来的过失赎罪。

心理学家米切尔·霍德斯（MitchellHottes）说：“其实，我们周围的环境从本质上说是中性的，是我们给它们加上了积极或消极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你倾向选择哪一种？”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

一说到“不购买”，容易让人联想到禁欲式的生活。我们不如换一种想法，把“不购买”当做一种排毒的方式。

在以下情况中，你可以提出这个基本问题：当患者向你描述一个困境时，这个困境常常是他在以前的会谈中也提到过；当你在会谈中注意到患者转变为消极情绪，或强调了消极情绪时。

在沃尔夫的日记里，有一张撕下的纸，从未寄给珀金斯，上面写着：“我这辈子，在遇见你之前，一个朋友都没有”。

优绩至上主义冷酷的一面：如果生活富足是获得救赎的标志，那么遭受苦难就是罪恶的象征。这个逻辑不一定与宗教观念挂钩，这其实是一些伦理价值观的共同特征，这些伦理统统认为人类自由就是可以不受约束地行使意志，并且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有全责。

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像一名律师那样：在相互冲突的记述之间进行取舍，力图建立事件发生的准确顺序，以冷静、客观的怀疑态度对待“证物”（文献）。

心灵上所有的改变都得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自洽之后，自律就是在充分认知自己的基础上实现改变的必经之路。

张一鸣在处理员工管理问题时素以态度温和著称。他若是不满员的表现，会温和地讲道理，还会给予真诚的鼓励，他用这样的办法来决问题，员工们称这种方法有其独特的魔力。包括梁汝波在内的许多都说，张一鸣认为愤怒是一种无用的情绪，是一种精神上的懒惰。都他努力追求一种“介于轻度喜悦和轻度抑郁之间”的理想状态。

在纽约最大的好处，便是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身份。真的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了。老实告诉你，妈妈，现在全世界无论什么地方，除了纽约，我都未必住得惯了。

学生们成功地通过相对主义阶段的挑战后，就发展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该阶段以承诺感的形成为标志。尽管所有的理论都有优点和不足，但学习者意识到他们必须暂时信奉某个理论，以之作为发展的基础并不断对它加以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发展循环，因为他们现在又进入了从多个理论和方法中选择一种的状态。但在这一阶段与在二元论阶段不同，他们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