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必须经过重构以满足三个目标：一是建立形而上学的道德体系以强化“天人合”，使道德能从宇宙秩序推出；二是观念系统的理性化，道德权威合理的根据必须来自常识和人之常情合理；三是建立不同于行为规范的道德境界层面，并在哲学上描述境界中的“应然”世界如何变成现实世界，使佛教的修身可以系统地为儒学所用。

理性权威二元化带釆最直接的后果是影响到儒生的修身方式。在汉代，学习并注释经典是儒生修身极为重要的内容，所谓皓首穷经也是道德修炼。而唐朝由于常识理性削弱了注释经典的重要性，儒者追求道德理想主要由实现社会规范和事功来表现。旦儒生是否达到道德目标要由外在事功的成就大小来判别，则儒生的修身过程不可避免被追求功名利禄所取代。

当外来冲击不够有力，即尚不足以破坏一体化结构的社会整合时，中国文化往往漠视外来文化的存在。外来影响只处于极边缘的地位，主流文化一直严密地置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笼罩之下，任何外来冲击带来的社会问题，都被认为是对道德理想的偏离。

但是中国社会从汉代开始，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组织方法，有效地克服了上层组织痛中下层组织的冲突。这就是利用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消除地主权利和家族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使地主的乡村统治和宗法家族对村庄的管理成为大一统官僚机构的延伸。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性正在与社会组织各层次的整合是依靠文化系统的功能实现的。

马克思曾根据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指出，农业社会几乎不存在一个可以游离于土地之外、可以建立广泛社会联系的阶层，从而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布洛赫曾讨论过封建国家的异化趋势，认为在近代之前，它常常导致同意政府的解体。

全盘性价值逆反使得善和行为规范之间出现了结构性断裂，到的活动变成纯粹个人的和内在的，知识精英普遍认为内在的善不可能转化为外部的规范。这种言和行、意义和符号、善与规范之间的断裂，沿着“天人合一”结构和“道德价值一元论”贯穿整个文化领域。

地主管理乡村称为社会中层组织，家族是社会最基层组织。当地主的权利和家族过于强大时，就会损害统一政府的运作。正因为如此，古代世界上大多数农业社会不能实现真正的整合，即使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也会因为上层组织不能同中下层整合而解体。

在唐代，儒生第一次真正把仁政和德治本身当作王权合法性的根源。这正是后世儒生推崇贞观之治的原因。但是，“天人合一”结构的减弱会导致王权疏离天道，其后果是可能削弱社会上层的整合。在汉代，天人感应是结合王权和道德的强有力纽带，相比之下，以德治作为皇帝权威来源则是一条较松弛的纽带。没有天人感应的支持，就相对地削弱了王权基础。

如果没有自我净化的决心，一直渴望的个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艺术化的自我放逐，不过是无聊的自悲自怜，是逃避为人责任的借口。心中长鸣的喟叹，并非我个人独有，而是每一个人心中与生俱来的悲歌。若只是廉价的自我感动，在这茫茫人海中毫无意义，在这缄默的天地间更没有任何价值。

人们似乎觉得每个人的负面情绪或者状况都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更确切的词。相反，高兴的情绪或者好的状况看起来都差不多，所以少量的词就够了。

人工生殖本质上并不是毫无人性的，退一万步讲，这个新选项的产生促使人们重新衡量旧观念中的身为人母的价值…女人一直扮演女性的角色，直到即使女人决定不要孩子或是接受人工生殖也和传统生殖一样合法时。（女权主义者，1972年）

因为年少，总觉得前面的时间很漫长，长得一切皆有可能重新来过，却不知道时光的河，只能往前流，从来没有重新来过。

小顾脸蛋也是粉红的，在这一群饿得发绿的艺术家看来，她简直就是从鲁本斯画里走下来的。

我们应该训练眼睛去观察的首要事物一一看整个画面，尽可能从中找出图案或设计。我们必须决定画面的边界、决定画作的形状和大小。先利用小草图画出图案或构图（composition），就是一个好习惯。

我认为“天才”是“面对那些令人讨厌的事情或是令人感到疲、无法坚持下去的事情，却依然持续不停地做下去的人”

在探索生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和一个在森林中迷路的人的感受完全相同。...数学和实验科学在我眼前展现了清晰的地平线，但按其方向不可能找到人家；我在思辨科学领域走得越远，陷入黑暗便越深，结果我深信，出路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

在两三年内，我就会到四十五岁，将不得不为余下的人生做好打算。每当我想到自己活得比芥川龙之介长，就好受多了。但于此同时，也就非得用更多的努力才能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青铜时代男性的平均寿命是十八岁，古罗马时代的男性寿命则是二十二岁。天堂里必定拥挤着美丽的青年。天堂里最近的景观一定很可怕吧。当一个男人到达四十岁，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死得美丽了。不管他怎么努力，都将以丑陋的方式死去。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活下去”。

一方面，我不相信自我否定，那其实是在放纵自己。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继续前行。

现象学说的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