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外倾型的人所获得的结果更广博，内倾型的人获得的结果则更深邃。

人仅需和自己灵魂中的魔鬼搏斗的最后和平时代，也就是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卡夫卡、哈谢克、穆启尔、布洛赫等人的小说中，魔鬼来自外部世界，即人们称为历史的东西；这一历史已经不再像预言家的列车，它变得非个人，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而且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它。

我的老师彭克，他获得了科隆市的一个奖项，结果他揣着奖金就喝了，睡在马路上。警察对他进行问询和检查时发现了那一捆奖金，不管他怎么解释真实情况警察都不信。像这样的笑话有一大堆。

时代会用两个指头夹起一个人，从他身上挤出时代所需的那一滴善恶来。

微生物丧失一旦发生，后果会绵延数代。如果母亲失去了幽门螺杆菌，她的孩子就很难获得这些细菌。

他有这么种似运气非运气，似天才非天才，似瞎碰非瞎碰的宝贝。他不好也不坏，不把钱看成命，可是洋钱的响声使他舍不得胡花。他有一切的嗜好，可是没瘾。戏的好歹，他一向不发表意见；听就听，不听也没什么。酒量不大，将要吃过了量的时候也不怎么就想起太太来，于是没喝醉，太太也没跟他闹，心里很舒坦。烟是吸哈德门牌的，吸到半截便掐灭，过一会了再吸那半截，省烟与费火柴成了平衡；他是天生的商人。

他脑海中携带的战斗画面与此刻在他眼前铺开的战争真实发生过的证据之间的差异，让他陷入了一阵前所未有的令人眩晕的迷惑。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战场立起的纪念柱给他留下了一种，借他的说法，极其平庸的印象。它的破落既不符合他对马伦哥战役之惊心动魄的想象，也与此刻他仿佛一名行将入土者般子立其中的巨大尸场不相称。

至少在那个时候，张艺谋并没有意识到，他阶段性丧失了做一个普通导演的权力，做个有点意思的小菜，活动活动关节，伸伸腰抬抬腿，这些看起来平常的导演空间，已经很逼仄了。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娼妓业一直有，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只不过常常被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在道德上和国难的意义上抨击，所以才使后人不自觉地夸大了历史上娼妓业的规模与影响。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メメ尤唱后庭花”，就象后来打不过洋人的败军之将却勇于为“守节”而斩杀自己的妻女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那种当不上奴才的政治情结和色厉内荏的软骨头精神。

我一直觉得荒谬——只有孤高的音乐家是正确的吗？只有为音乐而活的人是值得尊敬的吗？生活着的人的音乐，真的比不上以音乐为生的人的音乐吗？

要是住在那样的宅院里，清晨醒来时，睡在床上就可以听到鸟儿在晨雾中的树梢上欢歌吧？另外，在慵懒倦怠的下午，还可以听到树洞中几只松鼠啃咬果实时发出的脆响吧？

我听过许多音乐会，台上一个音都没错，听完之后却也一个音都记不起来。只有音符而没有音乐，那绝对不会是好的演出。

现在是八月下句，暑假还剩下一周。九月开学后就更没精力写原稿了。拖延工作只会导致效率变低，这违反了我的节能主义，所以我打算早点将自己手头的工作解决掉。不过，从时间上来说还是蛮充裕的。

一位兰道夫县的副警长从南边开车过来，路过这里。他一看到那辆州警车停靠的方式，就马上把车停在了它的后面。他认出了当地警界约定的一个暗号——停车时车轮转向角度很大就表示“我截住的这辆车可能很危险，需要任何过往警务人员提供支援”。那位副警长义不容辞地停了车，但很不情愿地走了出来。他个人也不喜欢州警盛气凌人的态度，还有他们每周必须完成的罚单配额。他暗自心想：“还不就为了搜刮几个臭钱……”

一九三七年，费雪年仅十九岁，即出版《循香记》（Serve It Forth），轰动文坛，因其文笔老练，全无小女人散文虚矫之气，以至于众多文评家都误以为此书为一男子所作，成为一时笑谈。

一个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简单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更像是一团集群的海藻，而不是一架高度同步的机器。它的主要规律是统计性的，它的参数是统计聚集体。这些聚集体的大致规模既不可能瞒过这个社会的成员，也不能瞒过参观的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