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式化的演示萦绕着一股空洞感。有意义的演示都是为客户专门设计 的一一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为了一个特定的人。设计师所面对的最困难可能就是如何去演示一个新的创意。这里的“如何”不仅仅是一个设计问题，还有对新颖事物的追求。

个人的喜好、偏见以及固有印象常常影响人们对logo的看法，然而决 定它形式的不是要求而是需求，不是字体类型而是创意。使它陌生化，让它看起来不一样，让它唤起更多的联想，而不仅仅是一个介词或者副词，这似平才是问题的核心。

IBMI设计的历史就是革新与奋斗的历史。具有革新精神的人才能成为 领导者，而不是追随者，他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一心谋划着未来。革新推动着创新精神，对改变与固守尤其敏感。IBM的设计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正确，还有卓越。它的特征是给人们带来意外惊喜。

这种品质很难去定义，但当我们看到拥有这种品质的作品，多少都能直觉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和普遍意义上的美、品位或风格几乎没有关系，更无关地位、名望或奢侈。它体现在得体和自律的氛围中。品质要权衡各种关系，处理平衡、对比、和谐以及形式和功能元素之间的转换和丰富。进一步来说，品质关乎创意而非技术，关乎长远而非眼前，关乎精确而非挑剔，关乎简单而非空洞，关乎微妙而非喧闹，关乎敏感而非伤感。

今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变了。男女服装的视觉表达在精神上或 是外观上都没有了什么区別。对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的争论也被搁置一旁。这就很清楚地表明，重要的不是字母的外形一一“是什么”，而是这个字母所关联的“创意”:它的应用和使用，它的设计，它的色彩，它的比例，以及它和周边环境的关系一一“是怎样”。

革新并不总是、也没有必要一定是显著的改变。一个设计作品，即便 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出人意料，那么它就是革新性的。革新的结果更多时候是克制而非自由的产物。它受制于文化局限、资金和材料匮乏、产品的性能以及市场需求。 革新的对立面是时髦、虚伪和胆怯。它能够认清真实与虚假。它吊起受众的胃口，激发人们思考，强化作品的意义，引起兴趣，它是更好的设计与更好的生意的核心。

毛毛很会倾听，她能使很笨拙的人突然产生机智的思想。这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或者问了什么，给了那些人一些什么启发，不，她只是坐在那儿倾听，非常专心，充满同情。这时候，她用又大又深的眼睛看着那些人，使被看的人觉得心中仿佛涌现出很多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隐藏在心底的想法。

毛姆自己也意识到他们越来越缺少交流；他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一个人把自己全部的爱、全部的能量倾注在一个人身上，可以说，为了把自己的灵魂和他的结合在一起而不遗余力但渐渐地，他会发现，这是绝无可能的，无论多么热烈地去爱，无论联系得多么紧密，他永远是一个陌生人……然后他退回到自我，默默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不让任何人看，哪怕是他最爱的人，因为他知道，那个人是不会明白的。”

毛利率＝销售额－售货成本／销售成本。毛利率是任何新业务中唯一的最为重要的数字。它决定了和你业务有关的一切——你需要多少资金、要达到怎样的销售量、你能负担多少管理费用、何时能确定业务的可行性，甚至可以通过毛利率的大小来确定这个业务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毛姆致信薇奥特・亨特：“一个人写下的大部分文字都或多或少具有自传的性质，未必总是记录事实，却远是对情绪的书写当一个人受了很大的苦，诉诸文字以求纾解是合情合理的反应。”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人。有人问毛泽东，仗究竟该怎么打。毛东说打仗其实常简单，就是8个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在你具有优势的战场跟我打，在对你有利的时间跟我打，按你具势的打法跟我打，我偏偏不让你这样做。我一定要把你拉到我有优优的战场、在对我有利的时间、采取对我有利的打法跟你打。毛泽东还说，如果这两句话还不够，就再加两句话：打得就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宣称：“在中国的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theparty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

毛泽东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虽然贫穷但却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更加平均主义、更少特权、更加集体主义、更少官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像一个人那样工作着。他们并非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因为心里有根指南针——毛泽东思想——指引着他们奔向真正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毛泽东的悖论是，一方面追求“一大二公”的集权体制；一方面不能容忍它不可避免的代价。他把官僚特权一概视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毛泽东的解决之道不是体制改革，而是每隔几年进行一次整风，办法是发动群众整干部。用不断“翻烧饼”的办法，防止官僚化和利益集团板结化，不能说没有震慑之效，却以巨大社会创痛为代价。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非凡胆识的政治领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展示了他的革命信念、他动员中国人彼此斗争的技巧，以及他为实现目标而牺牲大批人的生命的意愿。毛的性格是“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因为没有他的行动，“文化大革命”本不会发生。换句话说，如果毛没有把中国的治理体制引导到这个方向，这个体制本身并没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内在因素。

毛泽东还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

毛泽东出击时从不错过目标，而他的这种平衡——如果存在平衡的话——是来自对手的撞击。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性格中冷酷无情的一面，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

毛泽东对主流教育的尖刻观点，引领他杜撰了“学阀”这个词。在中文里，它和“军阀”相呼应。“学阀”缺乏人情，他们把学知识当成商业行为，他们的教学方式就是打开水龙头，然后让学生自行饮用。

毛在韶山冲度过的童年生活是平静、贫穷而闭塞的，他所知道的只有他家族和邻居的人情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