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还有一个极高的理想，那便是孔子所谓大同，老子所谓郅治，许行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这是超出政治范围之外的，因为国家总必有阶级，然后能成立，而孔、老、许行所想望的境界，则是没有阶级的。

刑法用它的强制力来保卫的正义，其实并不公正呢？在参事官看来，完全可以这样说：人在正义的名义下审判另一个人的时候，所谓的正义并不存在普遍的标准。

请注意历史学家这份职业在此处所行使的社会权力。德·蓬巴杜尔夫人的风流韵事和达郎上将被人刺杀是没有意义的问题，而卡尔莫地区的矿工史，海岸的表象史或是18世纪的书籍史才值得研究，下如此断言的权力从何而来？决定某种历史学是否可以被接受，确定其评价标准的，正是职业历史学家，这就像是由职业医生来否定或认可某种疫苗或顺势疗法的医疗价值。在此处有实实在在的权力，这是业余史学家们所没有的。

说来可笑——可是过去我一向认为濒死之人视一切如粪土，名誉、激情、艺术等等全都毫无意义。我认为一个濒死之人脑子里的宝贵记忆逐渐消失，只剩下一些彩虹碎片。但是现在我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自己最琐碎的思想感情和所有人的思想感情全都变得无比巨大。整个太阳系只不过是我的（或你的）手表透明塑料盖片中的一个映像。

他镇定自若，常常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说它使犹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别的人那样给捆绑在一个单一的传统、单一的国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杂性和分歧。

社会主义里没有资本主义么？有的，全国范围内的黑市就是一种资本主义。

所谓自由的人，是一个在和平年代不再受其共同体具体的共同目标束缚的人。这种个人决定的自由之成为可能，是因为规定了明确的个人权利（例如财权），并界定了每个人能够把自已所掌握的手段用于个人目标的范围。也就是说，为每个人都规定了一块公认的自由领地。

我曾经无数次祈望过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杀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的缘故。

任正非在人生路窄的时候，以绝地求生的意志创办华为，在混乱的野蛮发展中，探寻华为健康长久“活下去”的经营之道。

然而一旦阶级状况划分判然，而且每人都可看出它乃是决定自己个人之命运的力量时，高度特权团体的神话一一即每人的命运都是“自业自得”一即会遭到劣势特权者最激烈的攻击。

谁也没有再开口，海浪声撞击着七个人的耳膜，和七个人各自的不安形成共鸣，无法抑止地渐渐高涨起来。

设为模式的科学，许多数学家关心的是要在世界上找到新的模式、分析这些模式、建构法则以描述它们并促进它们更进一步的研究、在其他新领域观察到的模式里寻找它们的出现，并且将这些理论与结果应用在日常生活的现象上。

社会中流传的“神话”与大家所相信的“史实”，提供人们经验外在世界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

同情心并不只是共情。共情是设身处地体验他人的感受，可以是中立的。同情心虽然需要共情，但更强调心理咨询师要对来访者表现出来，以及来访者要在与自己的相处中表现出来，并产生对健康有益的效果。同情心会引出资源导向和尊重导向。如果只关注伤痛部分（伤痛导向），来访者最终是不会被疗愈的。只有尊重来访者的尊严和人格，他们才可能康复。此外，同情心还表现为共喜悦、同欢乐，比如心理咨询师让来访者看出自己和他们一起高兴。

他们夺走了他的自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还有他最珍贵的东西——梦想。他们不可能再给他更多伤害了。

颂莲说，你怕女人？那你怎么不怕我？飞浦说，对你也有点怕，不过好多了，你跟她门不一样，所以我喜欢去你那儿。

我曾在某处读到过，有顾客问查理·萨哈迪：“最好的橄榄是哪种？”他回答：“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最好的橄榄’，那我为什么要进32种货呢？”这个答案很好地总结了这家店及其老板的调性和风格。

设想你和科学家乔各自独立地就同一个问题写了很出色的论文。如果我在我的论文中碰巧引用了你的论文，却没有引用乔的，其他人如果只读了我的文章很有可能会引用你的文章（经常是读都没读）。

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在意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当时，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

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解了。结果就会激情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