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以后，他走路都非常小心，眼睛盯着地上，看到一只蚂蚁在地面上辛苦爬行，他就连忙避开，生怕伤害了它。铁皮人知道自己是没有心的，因此他特别当心，永远不要残忍地或者不仁慈地对待其他的生命。 你们这些有心的人，”他说，“有东西指引方向，你们就不会犯错;但是我没有心，我就必须要非常小心。等奥兹给了我一颗心，我大概就不需要想这么多了吧。”

“不管我们的家乡多么可怕，多么灰不溜秋，我们有血有肉的人宁愿住在那里，而不愿住在别的地方，不管别的地方有多么美丽。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自己的家。”

要拍摄“英式午后红茶”，就得用Wedgwood的茶具套装。要拍摄“法国贵妇钟爱的玛德莲蛋糕”，怕是要若无其事地在旁边摆一本法语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过剩的故事性几乎发展到了“捏造”的地步，足以让美食摆脱主妇杂志的实用一边倒状态，飞向兴趣爱好的世界。

一次次地回到你的价值方向。第一，与你选择这一职业的原因相连接：你希望能帮助别人，希望有所成就，希望世界变得更好。第二，花一点儿时间去感激我们的工作所带来的特权：我们有看到他人内心和灵魂深处的难得的机会，并且可以帮助他们与其内在的治愈性的地方进行连接。

现在一个二十岁的北京或台北的年轻人，他大脑中所拥有的经验，绝对是一百年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这一生八十年的岁月里他脑中经验的一万倍、十万倍、百万倍。这正是我相信的，现代小说不只是说故事而已，而是如何从巨量的、可能是腰品的经验中，赎换回我们原本最真实的、最柔软的、真正诗意的感性和感情，我们所爱的东西。

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而然的没落了。

在一般编程中，程序员通常不需要掌握很深奥的数学知识。不过，认清并简化问题结构，总结出具有一致性的规则等，对于程序员来说是家常便饭。不要觉得“不擅长数学”就默然处之，而要想到“数学妙趣横生，要多加运用”，给每天的编程都注入数学的思维方式。

显然，作者之死并不意味着没有主体运用他们的笔或电脑来撰写著作。相反，作者远远不是文学作品之意义和价值的最终来源，而是其分类和组织的某种偶然的原则。赋予他/她对文学作品的最终权力的那种看似自然的方式，绝非必然如此：它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我知道一九一三年九月十ー日星期日，卡夫卡博士曾独自躺在那里的湖畔绿地上，凝望着芦苇从中的波浪，在其他时候总是悒悒不乐的他，心中充溢着唯一的幸福：此刻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这才是本来的我应有的姿态，我想。重要的是专注力，我这么想道。没有专注力的人生，就仿佛睁着双眼却什么也看不见。

一个城市就这么大，我回来了，他也在，迟早会见到，这也没什么。

自然主义走向完善的历程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光学器材给画面打上的烙印是突然出现的，并且立刻就与作品紧密完美地结合起来。

永别了，亲切的土地，北方的天幕，此方永得祝福，只为她曾在此留驻，只为她轻捷的双足，曾在此倘佯，在明月之下，在艳阳之下，露西恩·缇努维尔，凡人言词，无法述尽的美好。哪怕天地终将倾覆，万物崩解，霍然重归无尽深渊，鸿蒙远古，过往创造却非虚掷，只为那薄暮，黎明，大地，海洋曾有露西恩片刻驻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