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家庭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家庭是由宽松的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集合。纵使血脉相连，纵使共同立下结婚誓言，对除自己之外的人来说，都可以将其看作他人，这样的时代已经来临。

旁人不知道，对我来说，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了，而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事是我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斯汤达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假如我们不是在有意识的东西和无意识的东西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现实清晰的自我和被压抑的自我之间进行比较的话，那就会避免缺乏清晰性的缺陷

假如我们不在宣布残暴的行为是非法的，反之将之纳入政策当中运用，这样的做法将会改变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基本关系，并彻底摧毁人权概念。宪法指出人拥有天赋人权，并非国家或法律所赋予，人应拥有人格之尊严，人权概念中包含了免于残酷待遇的权利。人权是普世原则，而非仅限于美国——即便是那些被指为“非法武装分子”的人也应享有人权。如果您做出了例外，整部宪法都将因此崩塌。

假如我们的感官也能感受到只有几个分子的碰撞我们的经验将会多么有趣和混乱啊。

假如我是个君主，我决不把凭出身和资历逐级上升、而现已到了老年、踏着习惯蹒跚爬行的人摆在高位，因为这种人成就不了什么大事业。我要的是青年人，但是必须有本领，头脑清醒，精力饱满，还要意志善良，性格高尚。这样，统治国家和领导人民前进，就会成为一件乐事！但是哪里去找愿意这样做、这样用得其才的君主呢？

假如有人思考一个事实，即遍及世界史的悲惨死亡——死于冻僵、溺水、活埋、野兽、恶人，以及可怕的疾病——那么在我看来，他恐怕很难继续自己的尘世幸福生涯，而丝毫不去怀疑他可能始终没有进入真正的游戏，他可能缺乏伟大的介入。

假如我在脑海中将我房间里的一切都去掉，甚至连房间里的空气也去掉，那我就有了一个纯粹空间。假如我把一段时间的开头和结束都去掉，那我就有了永恒。假如我去掉一个智慧存在体的身体，那我就有了天使的观念。

假如要我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概括它的话，我该说，我们的信仰就是'中庸'。他的意思是凡事不要过度，甚至包括---请您原谅这个悖论---连优点本身过度了也会变成缺点。

假如一个社会的宗旨就是反对有趣，那它比寒冰地狱又有不如。在这个领域里发议论的人总是在说：这个不宜提倡，那个不宜提倡。仿佛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要真是这样，就不如不活。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假如无论多么邪恶说，的空想都不会使内心痛苦，而好不容易才感觉到的温柔、纯真却会给良心带来沉重打击的话，那么进一步可以说，她必须把冷漠的盘算和荒唐的计划都看作美德，而把温柔、纯真、自然等明朗的感情都看做不道德。

假如一个孩子在一片田野上，牵着两头牛，或者赶着几只羊，一天都见不到人，那么这时候，第一，他会感觉到孤独；第二，他会感觉到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恐惧；第三，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

假如陷入这般境地，我肯定全然不知所措。这一打击说不定会使我一蹶不振。我已三十二岁，所谓上年纪归根结蒂便是这么一回事。

假如一个人脸上戴着面具，名字必然也要带上面具，否则就是去了把脸藏起来的意义。

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

假如有一本关于自由的史书，那我们可以说人们已走过了争取自由的阶段，而进入了选择困难甚至保留不选择权利的阶段。

假如小板凳碰痛她了，我们绝不会去打小板凳。赶快亲亲她的痛处，据说妈妈的吻止痛效果很好，给她揉揉，安慰她“马上就不痛了，宝宝不哭了”。安慰得稍好一些时，再像对待她一样，带着她给小板凳揉揉痛，告诉小板凳“马上就不痛了”。

假如一个人能够重新开始一次生活，而这次生活又是很审慎的，结果又会怎样呢！万一这两种生活的第一种，就是那个已经经历过的生活，是一种我们平常所说的草稿，而第二种生活又不过是第一种的一个精致些的复本，那可又怎么办呢！因此，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首先努力不重蹈覆辙，至少也要为生活创造一个不同的环境，应当布置出像你们这样的房子，满是花朵和光亮。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布莱尔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