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到你在国家科研中心的工资时，伙伴们嘲笑你吗？亨利：这个，往坏里说，他们会嘲笑；往好里说，他们不理解这是我的选择。

——所以，金钱标准是一个必要的标准，因为身在巴黎，挣这点钱能叫你发疯……亨利：的确不容易……因为，在社会上成功与否，不管怎么说，还是靠金钱判断。

无论马克斯·韦伯怎么说，奇怪的是，僵化的官僚机构职能凭借那些职务束缚最少的官员的主动性、创造性，甚至是个人魅力，才能够或多或少地运转。官僚制度如果顺从其自身的逻辑，无疑会彻底瘫痪。

法国工人阶级地带的解体服从其本身的逻辑，与其历史相适应，也与一个极为不同的制度架构和国家架构所造成的限制相适应。跟美国的城中村相比，种族歧视、暴力、穷困和社会孤立状态都有很不一样的强度和广度。但如果政府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将社会关系逐步“商业化”，法国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向遥远的美国一样遭遇贫民窟的可怕困境。美国这方面（关于贫民窟）的研究总是离不开从芝加哥学派继承的伦理观念和自然主义的推理。

——那么，他们愿意看到你进入公立机构还是私立机构？亨利：咳！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他们或许更喜欢公立机构，1238这种偏好眼下正在消失，不那么普遍了。不过，我想他们更喜欢公立机构。

无疑，社会秩序已经使大苦大难有所减轻（不过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程度），可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社会空间大大扩展（特殊领域和次领域），从而制造了主张各种日常苦难空前加深的条件。在各种观点的空间里，如果不给面临日常困苦的社会范畴留出位置，就无法正确地再现一个跟宏观社会一样，以产生无数的自我表象为特点的世界。

当时人若想生存，就必须隶属于某个团体——某户、某庄园、某修道院，或某行业工会。没有团体的保护便谈不上个人的安全和自由，更谈不上履行共同生活的经常责任。总之，一个人从生到死始终须由他所属的阶级和社团来确定他的身份。

当时摄影的高品质表现并不是归功于他们的艺术基础，而是由于他们技术方面的掌握能力。

当时我们英国人都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成见——谁要是怀疑我们的东西不是天下第一，我们的人不是盖世无双，谁就是大逆不道。

当收到的数据刚刚开始填入缓冲区时，其实没必要每次都向发送方更新窗口大小，因为只要发送方在每次发送数据时减掉已发送的数据长度就可以自行计算出当前窗口的剩余长度。因此，更新窗口大小的时机应该是接收方从缓冲区中取出数据传递给应用程序的时候。

当时我没有意识到，听到别人说我脆弱时觉得不自在，其实就是一种焦虑。

当市场改革后婚恋家庭成为建构女性气质和自我认同的核心领域，女性身份更多作为情欲对象被强调。

当时在场的一切都被死神笼罩着。写到这里，我仿佛又能听到那深深的宁静，听到在那宁静中渐渐归于沉寂的傍晚的声音。金色的天空中，秃鼻乌鸦停止了噪叫，一瞬间，美好的时光失去了所有的声音。但是在大自然中没有任何其他变化，除非我用陌生人敏锐的目光来细细观察。天空中依然是一片金光灿烂，空气依旧清新，那个越过雉堞眺望着我的男人，就像装裱在框中的画一样清晰。就这样，我飞速地思考着他可能是谁，但他谁也不是。我们彼此遥遥相对了很久

当死神呼啸而过以后，对我们这些还在世的人来说，回到正常生活的路途简直是莫名漫长，遥不可及。悲痛像是一头猛兽，狠狠地将我们拖进黑暗，让我们觉得自己永远都回不了家，让我们觉得自己再也笑不出来。它给我们造成的痛苦让我们始终无法真正弄清：这样的伤痛最终会消逝，抑或我们只能习惯它，与它和平共处。

当熟悉的东西摆在错误的位置时，其震撼的效果与陌生的东西殊无二致。舰长和医生不约而同地冲口而出：“是只鲨鱼！”

当时只以为文学是个能独立存在的东西（十九世纪看法），不怕用半个世纪努力，也得搞好它，和世界上最优秀作品可以比肩。因此写过卅本书后，还只算是未满师的习作，用一个极普通劳动者工作态度接受各种考验，这么下去，任何技术上困难似乎都自然可望逐渐克服。可是实在太辛苦了一点。而且结果并不好，时代一变，一切努力不免付之东流。反而不如另外有些聪明懂事人，只把写作当个过渡工具，不太费力，从人事交际上多用点心，到如今却得到双丰收！

当时正好是天空开始染红的时分，那只浮现出模糊的轮廓、如梦似幻但又强而有力的存在，让我完完全全地被震慑住，至今无法忘怀当时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