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突然意识到人在世上注定是一场艰辛的旅行，就像牧童在荒地和坟冢里放牧，只是为了寻找一块隐蔽的不为人知的草地。我第一次懂得一个人代表一颗星辰，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坠落还是在上升，但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周身的火，它们在薄衣和风尘之间隐隐燃烧，在我疲惫的四肢和宁静的心灵之间灼灼燃烧。

人有牙齿，就用来啃，用来嚼，用来咬。而植物没有牙齿，瞧它们是多么平和地生长，死又是多么安详！

事实上，奥斯维辛注定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大规模杀戮中心，甚至比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杀戮中心还要大。根据霍斯后来的回忆，在1941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一一但最有可能是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时一希姆菜召见他，通知这名营区指挥官说，在东方，由于现存的灭绝设施不足以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因此他计划将奥斯维辛选作一个额外的杀戮中心，主要是因为奥斯维辛交通情况良好，离主要的居民中心相对较远。

通过本书我想告诉大家，工作管理并不是处理“必须要做的事”，而在于实现“想做的事”。如果整日生活在忙碌之中，那么自己的心中所“想”，就会被慢慢抛之脑后。随之而来的是“必须如何人如何”充斥一天，真正想做的事总被拖来拖去拖的无线远。

问：什么叫三观？答：一是真空绝相观，二是事理无碍观，三是周遍含融观。

瓦格纳遵循着“功能决定形式”的格言，其突破在于不仅使用了现代材料，而且向大众展示了这些材料。比如，他在造桥时对铁梁的设计就颇具匠心。这些支撑结构不再像环城大道的建筑那样，用精巧的石雕加以掩盖和隐藏，而是涂上油漆并直接暴露在外。它们实用主义的外形，甚至铆接的细节，都为它们所从属的建筑物整体增色不少。

她忽然想起以前幸子嫁给贞之助的时候，也是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当妹妹们问幸子时，她回答说有什么可高兴的呢，还写了一首短歌给她们看。此身行作出岫云，日暮犹试嫁衣裳。

事实上，道德进步的标志之一，恰恰就是对于酷刑的这种毫无讨论余地的，“教条式”的抵制态度。既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对酷刑的“现实主义”辩护？有人会说：既然酷刑古往今来总是不断发生，那么（p.199）把它作为公开的讨论议题不是更好吗？但这种态度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倘若酷刑总是不断发生，为什么掌权者现在会向公众公开？答案只有一个：公开讨论的目的，就是要使酷刑正常化，从而降低我们的道德水准。

所有联邦职员，无论男女，都戴着墨镜。若是没有这玩意儿，他们看上去就像光着屁股一样。这些人宁愿不穿裤子到处乱跑也不会摘下眼镜。看到不戴墨镜的联邦职员，Y.T.会生出一种不小心闯进男生更衣室的感觉。

他开始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公平的，当你认为你待人普遍冷漠，那么缺失的共情将会在某一个人身上聚集。

虽然不知道什么才能说是人生的“大奖”，但我想，有一件事应该差不多有这样的价值，那就是：之后回想起来，觉得并没有浪费自己的人生。

这些信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相信，只要你拥有某个产品或服务你的人生就能圆满

自藤原家族的时代以来，最冒渎天皇的人就是最崇拜天皇的人。他们真的是从骨子里盲目崇拜天皇，同时也随意摆布天皇，将其作为自己便利的工具，干尽了冒渎之事。及至现代，甚至现在，议员诸公都言必称天皇的尊严，国民也大都支持他们这种态度。

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矣。所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丛我，”则何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梁惠王》下，《孟子》卷二，页十二至十三)

在广岛，我曾四次去博物馆。我看见一些人在那里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人们若有所思地在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复制品之间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只能在一幅幅照片、一幅幅照片和一件件复制品之间徘徊；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只能在解说牌之间徘徊。

尊重事实，还是执着于“我是对的”，这将决定个人是否能让自我升维。想起曾经在军训时看《西方哲学史》，头脑里固有的信念大厦“哗啦啦”就崩塌了。这种崩塌感真爽，随后开始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