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的：一些还没有熟练掌握杀戮其同类本领的人们怀着极端的恐怖，在战场上偶然相遇，便厮杀、混战，胡砍乱杀了一阵，自己也人马俱伤，被杀死别人的枪声吓坏了的人们四散逃去，精神受到严重创伤。这被誉为“功勋”。

写作并非心理学，我们不谈“关于”感受的事，作者有某种感触，应通过其文字唤醒读者的感受。作者牵着读者的手，引导他们走过有苦有乐的幽谷，可是绝口不提苦乐二字

我们能为孩子做的最有益的事情，就是教孩子学会自我评价，而不是让他们依赖于别人的赞扬或观点。大人应该教会孩子把犯错误当成学习的大好时机。通过允许孩子经历失败，他们就能够在问题出现时学会怎样自己去解决。

我们通常都会遵循“阻力最小路径”原则，其含义是为他人所接受和期望的行动和信仰，但是否继续遵循它们，则是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每一秒都要做出的选择。

我们讲20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是美国音乐剧的黄金时代，但多少有点保留，因为这样的赞扬总有些随意，而且，这一时期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0年到20年代后期，是音乐喜剧盛行时期，音乐喜剧当然既强调喜剧又强调演唱，同时又具有年轻人的浪漫。其特点是性感（并且穿着暴露的）女孩的群舞队、明显的爱国沙文主义和踩着爵士乐或拉格泰姆音乐节拍的大型舞蹈，包括炫耀性的“踢踏舞”，作为对20世纪头十年“舞蹈时尚”的反应。

我审视自己镜中的映象。发明镜子的人没给我们任何人带来好处：在我们知道自己的模样之前，人类肯定更幸福。我对自己说，情况是可能更糟的：至少我的面容没有暴露出任何软弱的迹象。这张脸仍有皮革的质感，下巴上仍留着那颗标志性的黑，熟悉的线条如蚀刻般坚毅。我从来就没有那种轻浮的美貌，但我也曾很俊秀：如今已不能再这么说了。大概最好用威严来形容吧

五叔是进步青年，积极参与了《子见南子》一剧的演出。林语堂的这个剧本，把孔子写成喜剧人物，曲阜孔家认为侮祖傍圣，向政府控诉。宋校长抗争不屈，全国教育文化界热烈支持。

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得到了什么或身处何种境地，而是取决于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生活。

我想我满可以说自己一直都在怀疑，这世界不过是廉价的劣质赝品，勉强掩盖着某种更深邃、更怪诞、更诡异的隐情；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我早就知道真相。

一个人的应为并不是由其他人对他的真实看法来决定的，而是由他所认为的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来决定的。

想起来，如果不是因缘际会，我可能一直停留在年少时候肤浅的印象里吧。这个刻板印象，一直要到四十多岁重新细读《金瓶梅》，多出了一些阅历与新的平和之后，才有能力把阅读的注意力从性爱、背德这些情节中解脱出来，发现其间隐晦却又绵密的连结，于是才有了更多的发现，以及一波又一波随之而来的震撼。

沃尔夫用了那么多镇静剂，珀金斯都不忍心看他。他甚至不让沃尔夫知道他来了，而只是像家人一样，挤在狭小的等候室里安静的坐着，焦虑地等待手术的结果。

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些话曾经使我相当难过。但现在我已经不难过了。这种难过已经变成了一种泛泛的感觉：在我们这里，人对人的态度，有时太过粗暴、太不讲道理。按现代的标准来看，这种态度过于原始——这可能是传统社会的痕迹。

我们的运气并没有持续很久。警察把我们限制在宾馆里，因为违反了在禁止区域开展活动的条例，城市周围的区域尚未放开。他们像对待囚犯那样给我们拍照。正面一张，左侧面一张，右侧面一张，手指蘸上墨以采集我们的指纹。

我们在年轻时学到的东西，不仅仅是影响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是几乎决定了全部人生。对我而言，讲故事为我提供了一种契机，让我能对某些困扰、某些经历有更清晰的认知。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算，而是为了能够看透。我这个高龄作家，总是通过一个年轻人进行叙述。我将自己附体于这个年轻人。我是那个讲故事的人——而且是通过一个他者完成了叙述。

我说，人变老就是突然之间，不是一点点循序渐进。很早之前，在小说里我就写过，变老，好像是突然被闪电击中。但那时其实我还不知道变老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我知道了。却又忘记闪电是何时发生的。它更像是内心发生过的无数碎裂的总和。

无论如何，美国再南越的怨气兵杀死北越人的速度总被他们能补充的速度快。约翰逊问他，如果武元甲要求中国派遣志愿军，情况会怎样。这位将军回答说：“那到时一个大问题”

我们写日记，是为了记录不同自我的集合——它构成了我们每一个不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