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完整、不真切的。

历史和故事不同：故事有主人公，有开始，有结束，历史没有。故事是江河，有源头有终端。历史是海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思维的训练将我一步一步地推到了深深的怀疑之中，从而使我逐渐地失去理性的能力，使我的思想变得害羞和不敢说话；而另一方面的能力却是茁壮成长，我能够准确地知道一粒纽扣掉到地上时的声响和它滚动的姿态，而且对我来说，它比死去一位总统重要得多。

现下想来，那可全然不同了。以他此刻的武功，自是清清楚楚的看了出来：万震山和言达平两人所使的剑术之中，有许多是全然无用的花招，而万震山教给弟子的剑法，戚长发教给他和戚芳的剑法，其中无用的花招更多。不用说，师祖梅念笙早瞧出三个徒儿心术不正，在传授之时故意引他们走上了剑术的歪路，而万震山和戚长发在教徒儿之时，或有意或无意的，引他们在歪路上走得更远。

我们继续往电影院走。在街角有一推黑色的血迹在路灯下人们聚在周围看着评论着。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那天我们要看的电影叫什么，虽然我们还是去看了。

遵照榜样而活的人啊！生命没有跟他们一起。若你们按照榜样而活，你们活的就是榜样的生命。若你们不去活自己的生命，那谁又该活你们的生命？活自己的命吧。……只有一条路，而这是你们的路。……每个人还有自己的路。………每个人去找自己的路，这才是通往群体互爱之路。…

帕特里克·格里（PatrickGeary）在其名著《民族的神话——欧洲的中世纪起源》中，对民族主义史学的负面影响有一段尖锐而沉重的批评：“现代史学诞生于19世纪，其孕育与发展，都是为欧洲民族主义服务的。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工具，欧洲各民族的历史书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使得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变成了一个富有毒害的垃圾场，塞满了族群民族主义的毒物，其毒性已深深渗入社会大众的思想意识。”

我相信我爱你已经变成一个问候语。就好像见面会说你好吗，或者口渴的时候说我要喝水。这句话摧毁掉我所有关于诺言和真实、信任和感情的标准，让它们变成了稀薄的空气和谎言。他摧毁了你吗？是的，他摧毁了我。因为，我得去习惯把这句话当成问候语。可是，你知道，它并不是问候语。

所谓隐士其实多少还是有点钱的，所以才能与世隔绝，倘若真的一文不名，即便你想“弃”，这“世”还是会追上门来，是无论如何也甩不掉的。

她每天都想跑。他一在她身边坐下来，她就想跑。他没张口，她就知道他将要说什么。她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她就已经听够了。他们生存在彼此的皮肤表面，不作声响，不起作用，像狂风里的微风，像失神的目光，像窗里的倒影。

我开始体会到独自探索的寂寞。智性精神生活注定了孤寂，那是不过刚刚开始体会而已。今后，除了短暂的间断，这种孤寂我还将一年一年体会下去。

献给：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为代价摆脱疲惫的人；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抛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这是一本由一个女人献给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

实际上我每次看这幅画都觉得像睁眼做梦一样的确《秋山图》很美可是这美是不是只有我能看到呢？在别人看来，会不会只是一幅很普通的画？

我们没有骑士精神，我们没有游吟诗人，这是我们精神的残缺。俄罗斯的爱情中有某种沉重的、痛苦的、阴暗的和常常是畸形的东西。我们没有真正的浪漫主义的爱情。浪漫主义是西欧的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爱情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这不是独立的地位；爱不具有自身的价值，不具有自身的形象，它仅仅揭示人的悲剧之路，是人的自由体验。

陶辛在博物馆里遇到意大利参议院，著名鉴定家莫雷利，两人交谈十分投机。莫雷利的理论在当时遭到柏林专家的批评，但却在维也纳找到了知音。陶辛在《造型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尽说明了莫雷利的方法。施洛塞尔（JuliusvonSchlosser，1866-1938）后来来曾提到，他们的相遇对维也纳学派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而拓跋鲜卑面对的却是有丰富历史书写传统的华夏社会，历史学早已建立起直笔、实录的独立价值标准，这时，在服务于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与维护史学直笔美德的传统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有时候，即便是崔浩这么富于政治智慧和行政经验的人，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冲突是多么的迫在眉睫。其结果，以牺牲史学为代价，国家暴力直接介入了遗忘的制造。

如果要对实践活动作出解释，只有把生产实践活动的习性赖以形成的社会条件与习性被应用时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科学的工作，把习性在实践中并借助实践隐蔽地建立起来的这两种社会世界状态联系起来。

通过保持一定的距离来观察自我，我们就能发现自我是如何利用恐惧、野心和欲望来操纵生命的。我们也就能学着弱化自己对于控制、假面和迎合的需求；我们不再混同于个人的自我，并且不再让自我的恐惧条件反射式地控制自己的生活。……是什么取代了恐惧？那是一种相信生命本自富足的能力。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战争最初的几个月，反战信条受到了大规模爆发的爱国狂热情绪的严峻考验。就像罗素说的那样，“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曾经一直与你分享同样政治观点的人都加入了支持战争的一方，而那些例外之人......却还没有找到彼此”。他曾感慨地写道：“当整个国家都处于对暴力的集体兴奋状态中时，抵抗这种冲击真的非常困难。避免陷入这种兴奋需要与抵挡极端的饥饿或是性欲付出同样的努力，那种感觉同人的本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