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某一天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后，又回到虚无中去……

人们的生活显然是互相隔绝的，各自的友人彼此都不认识，这令人遗憾。

我不由自主地从衣兜里掏出本想给弗雷迪看的我们的照片，其中有盖・奥尔洛夫还是小姑娘时拍的那一张。我一直没有注意到她在哭泣。从她蹙起的眉头看可以猜到她在哭。一刹那间，思绪把我带到远离这片礁湖的世界的另一端，俄罗斯南方的一个海水浴疗养地。

黄昏时分，一个小女孩跟随着她的母亲从海滩上回家来。她因为还想再玩，就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她离去了。她已经拐过街角，而我们的生命不也正是象孩子的这种忧伤一样，会很快地在暮色中消失的吗？

古怪的人。所经之处只留下一团迅即消散的水汽。我和于特常常谈起那些丧失了踪迹的人。他们某一天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后又回到虚无中去。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使在生前，也不比永不会凝结的蒸汽更有质感。于特给我举过一个人的例子，他称此人为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海滩人，我引述他的原话，“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

当我们考虑因果关系的时候，情況恰怜相反，我们会将某些事件分离出来，认为只它们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事件，“让这些事件能发生。物理法则的应用却有点不同，事件就是这样以某种顺序排列，不会有某个事件会特别被认为是其他事件的导火索。我们不能挑选出某个瞬间，或者这个瞬间中的某个侧面，然后将它认定为“原因”。在宇宙的历史中，不同的瞬间在时间长河里一个接着一个，遵循着某些规律，但没有某个瞬间是别的瞬间的原因。

当我们了解人格是怎么形成的，就可以从养育做起。我们要有意照着内心那个“理想的人格”，即我们希遇到的、希望相伴一生的、希望与之共事的那类人去用心养育孩子。

当我们强迫自己掩盖事实，逃避过去时，这些秘密会成为永远的创伤，一座囚禁自我的监牢，这丝毫无助于减轻痛苦。你握紧秘密，秘密也会紧紧扼住你。你一直背负的苦痛，你内心深处的羞耻感，都来自你深藏心底的秘密。我们越是否定自我，就越是无法与过去和解，而对抗过去将消耗我们巨大的能量。如果我们不允许自己为从前的经历悲伤，我们就注定要不断重温这些创伤。

当我们凝视圆的时候，圆实际上也在注视着我们，因为它们就在我们所爱之人的眼晴里，在他们的瞳孔和虹膜的圆形轮廓中。

当我们能够（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转向这个可靠的内部对象，我们便会获得某种程度的心理复原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信心，用于探索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当我们缺乏内化的安全基地时，这种心理复原力便会缺失或减少。

当我们没法控制刺激的时候，它就会让人觉得更加不安。若是再加上以为自己是受害者的这种想法，它只会让你更为烦躁。

当我们强加意志时，经常用到一个完美的理由一一“我是为你好”。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为什么呢？我这一切都是为你好。但请想一想，我所认为的“好”就定是真的对你“好”吗？我说我是“为你好”，可你真的觉得好吗？你到底是不是更好了，这件事由谁说了算呢？是以我为准，还是以你为准呢？

当我们屈从的时候，我们会扭曲自己对客观情况的认知，以证实性格陷阱的确存在。性格陷阱被激活时，我们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我们选择那些会强化性格陷阱的伴或情境。我们主动维持着性格阱的运转。

当我们漂浮通过第四维时，一团团黑乎乎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们不断改变着颜色、大小和组成，不服从我们三维世界中的所有逻辑规则。

当我们请别人帮忙时，如果能够讲出一个理由，那我们得到别人帮助的可能性就更大。原因很简单，人们就是喜欢为自己所做的事找一个理由。

当我们每个人面对生命的终结时，都会感到好好死去和好好活着一样重要。

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作出选择；但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在创造一个他认为应该如此的人的形象。

当我们说到现代哲学具有了主体性的视角、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时，这也与环境保护无关，也只反映出它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特殊理解。前者不必然是环保的，后者也不必然是不环保的。

当我们受打击或者极端地欢乐时，不仅想要与他人同在，所用的方式还要使得交流的结果超过个别行为的总和——这样才能消减我们的孤独。

当我们说我们是“有意识的”时候，我们的话有两种意思：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以某种方式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内省时似乎觉得在我们的思想和感情中有某种无生物所没有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