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正性的行为，他们总倾向于个性归因，而对于负性行为，他们更倾向于情境归因。如果行为人是他们不喜欢的人时，他们就可能发现“负性效应”。将种族的因素考虑进来，我们认为受贬低的个体的行为结果完全是由他们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点决定的——者就是种族主义立论的根基。如果在一个相同的情境中，绝大多数个体的行为都是类似的，这时做出个性因素的归因是不合适的，观察者应该从情境因素中寻找对行为的解释。

对于这种企业在长期竞争中建立的无法单独辨认，但确确实实能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仅仅因为会计准则要求，不允许记录为企业资产的东西，巴菲特曾经借用商誉的名词，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作“EconomicGoodwil”，即经济商誉。巴菲特说：“直接和间接的企业分析经验，使我现在特别倾向于那些拥有金额很大的、可持续的经济商誉，却对有形资产需求很少的企业……在通货膨胀时期，经济商誉是一份不断创造丰厚回报的大礼。”

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

对于整数乘法和浮点运算，我们看到CPE值接近于L/k，这里L是操作的延迟，最高到达界限1.00。我们还看到整数加法当k=3时，CPE为1.00，达到吞吐量界限和延迟界限。

对于忠诚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你要选对向谁效忠。一旦你上了船，你就难以做到无视船长的影响和存在了。一旦你选择了老板并为他服务，你就再也不可能拒绝他的指令和指控。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想要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做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裸裎于后代子孙眼前

对于真爱，我的粗略理论是，真爱包含两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我们的爱人必须给予我们那些我们的父母曾给予我们的所有美好；我们的爱人还必须给予我们那些我们的父母未能给予我们的所有美好。真爱会让我们感觉既像在家中一般放松自在，又像是在冒险一样惊险刺激。

对于这些在冷战以后的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冷战既遥远又危险。

对于这种漠视人民生命财产的官僚，激起了如火的愤怒。他挥笔作《范子渊改知峡州敕》，有曰：“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诸必死之地。横费之财，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痛快淋漓，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言。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除了创作即想象的激情以外，任何其他激情都是歧途。他对泰奥菲尔.戈蒂埃说：“作家应避免接近女人，女人会使他丧失时间。作家应该局限于他们的写作。这种表现形态就是风格特征。”他在内心深处所爱的并不是德.韩斯卡夫人，而是对她的爱情。他所爱的不是他所遇到的处境，而是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处境。

对于真正爱国的检验应该是要付出代价的，当你需要承受经济和生命的损失的时候，你愿意为了你心里的信仰而付出，这是真的。

对于知识来说，宽容永远代表着光明不好的地方在于，宗教和哲学在根子上是无法协调的。宗教要求信仰，哲学要求怀疑，两者相悖

对于这些人，还有生活在他们附近、比他们更为和平的人们，我们的话是，看看这个茫茫宇宙吧。天何仁哉，宇内的营营众生，它并不在意。就算我们拥有再多的科技手段，有些自然灾难仍然是无法避免的。在无动于衷的自然面前，何谓邪恶？何谓善良？全都是琐碎细事，渺小得不值一提。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从下面的想法中得到了慰藉——存在一个可供我们膜拜的宇宙，它无比宏伟，自足自在，无论恶行还是美德都无法扭曲它，使它屈从于自己的意志

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比喻并不是一个修辞手段，而是一个代表性的图像，它取代某个概念，真正地浮现在他面前。

对于这种以RNA作为遗传物质的生命来说，想在它们的演化之路上找到一个具体的生命“无中生有”的时刻，无疑会让我们忽视生命逐渐过渡的事实。在RNA世界，所谓的“生命”可能只是一些稍纵即逝的基因组合，抓住机会就拼命生长，有时则被像寄生者一样的另一些基因破坏殆尽。这些原始“寄生者”中的一些可能演化成了第一批病毒，不断复制繁衍至今。

一个媚俗艺术人，直白地说，就是甚至把非媚俗的作品或情境也像媚俗艺术一样来体验的人，就是不自觉地对审美反应作出戏拟的人。

（1）先锋派出于颠覆的和反讽的目的对媚俗艺术感兴趣，（2）媚俗艺术可运用先锋派的技法（这些技法非常容易被转化为俗套）来为其美学上的从众主义服务。

媚俗艺术才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有计划、有意识地逃避日常现实的努力：在时间上逃避（逃入个人的从前，就像对纪念品的庸俗崇拜所表明的那样；逃入“历史牧歌”；通过科幻小说的老套逃入一个冒险的未来等等）；在空间上逃避（逃入极其多样的想象中的异邦）。

构成媚俗艺术本质的也许是它的无限不确定性，它的模糊的“致幻”力量，它的虚无缥缈的梦境，以及它的轻松“净化”的承诺。

当一件媚俗艺术品被视为谎言时，它就意味着在媚俗艺术家和媚俗艺术人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甚至称得上是合作的关系。后者想听人”美妙地“说谎，前者愿意玩这个游戏以换得经济上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