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严重分裂的时候，就像大革命时的法国那样，权力往往落入救世主的手中，而民主毫无机会。

当一件外物，譬如，一片自然风景映进我们眼帘的时候，我们猛然感到它和我们当时或喜，或忧，或哀伤，或恬适的心情相仿佛，相逼肖，相会合。我们不摹拟我们底心情而把那片自然风景作传达心情的符号，或者，较准确一点，把我们底心情印上那片风景去，这就是象征。

当英雄的最大阻力就是有时候不免要怀疑自己会不会当上一个傻瓜；能排除一切怀疑才显得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应该怀疑的时候才怀疑，否则就决不怀疑，那才是无上的智慧。

当一种机会变得越来越难得时，我们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自由。而失去已经获得的自由是让我们深恶痛绝的事情。

当一个人作出令你无法理解的选择之时，你不应仅仅气恼于他的固执，你更应思考的是，他的心底是否藏有你未曾探知到的秘密

当用户使用物品时，他们会面对两个心理鸿沟：一个是执行的鸿沟，在这里，用户试图弄清楚如何操作；另一个是评估的鸿沟，在那里，他们试图弄清楚操作的结果。设计师的作用是帮助使用者消除这两个鸿沟。

当一个天体高速撞击月球时，会使月球轻微地摇晃一下。这种震动最终会消逝，但不会在短短800年间里就不复存在。月球的这种颤抖可以用激光反射技术探测。……经过几年时间的多次测量，结果显示月球有着为期约为3年的振荡周期，振荡的幅度大约为3米，这与乔达诺·布鲁诺陨坑是由不到1000年前的撞击形成的观点吻合。

当一个人在遗忘时，这往往是意味着失去了一个高层指针——而不是说某些信息被删除或毁坏了。这就进一步强调了，保持通向你所存储的经验的路径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你无法事先知道你将要在什么情况下——或以什么角度——从存储器中取出某些东西来。

当一个人放弃了他作为人的本性时，难道还有比这个更为有力的象征吗？

当一个人想到曼哈顿，他就会想到纽约这座大众的城市。不过它会使你失明，就像太阳会使你失明。太阳当然是神秘的。据我们所知，只有鹰能够直视太阳。我无法一睹组约，不是因为我双目失明，而是因为纽约使我失明，与此同时我又爱着它。

当艺术家坐在他们的椅子上时，就从一个创造者变成了一个批评家。

当银幕上已是人妻的若尾文子全裸着趴到洁白的床单上时，宫木自身也犹如亡灵一般逐渐从黑暗的观众席浮游到了空中。眼前热切盼望着的肉体似乎只是为了他而存在。宫木紧闭着双眼。他已经不在观众席上了，准确地说，他已经沉浸在自己虚幻的影像世界里，成为了魔性暗夜的俘虏。只有他的右手在激烈而迅速地活动着。

当一个人试图以开放的态度并通过对话来理解另一个人时，他人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回应他，这样就形成相互尊重。

当一名重要的异议分子在异国遭逮捕时，我们会写一篇头版新闻；而当10万名女孩常态性地遭到绑架及被非法卖到妓院时，我们甚至认为这不是新闻。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记者往往善于报道特定日子发生的事件，却疏于报道每日常态性发生的事情，比如妇女每日遭受的残暴对待。疏忽这个主题的并不是只有记者。美国的对外援助中，特别针对妇女的不到1%。

当一个人患了病，对某些事再无能为力，需要把事情看淡些时，那些未了的事情便会让人更加烦恼。一个平凡又有点浮躁的老太太。这当然是很好的掩护。

当一种音乐奏起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忘记了它不过是时光的一种方式；乐队戛然而止，我们听到了时光，这是纯粹的时光。

当一个人问应不应该的时候，他就是不自由的；而去问自己想不想，才是自由。有很多事是不应该的，你觉得自己承担不起后果而不想，那么你也是自由的。

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予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民众本身才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当一个人做了“坏”事，并不代表他一定是一个“坏”人。他做“坏”事的原因也许很简单：他只是做“坏”事和做“更坏”的事这两种选择。

当一个人面对某个问题毫无准备或手足无措时，就会认定自己不能解决问题，这种被夸大的不自信就被称为自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