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偶尔向我母亲倾诉时，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你不是最不幸的人，也不是最没有天赋的人。”在我看来，这根本算不上安慰。

当我问面包师韦德金德先生他为什么相信民族社会主义时，他说：“因为它承诺解决失业问题。而且他做到了。但我从未想象到它会导致的后果，没有人会想象得到。”“战争，”他说，“没人会想象到它会导致战争”。

当我们作决定时，我们这样做是某种欲望的结果，尽管同时还可能有朝着相反的方向吸引着我们的另一些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如霍布斯所说的，意志是深思熟虑中“最后余留的欲望”。

当我为你歌唱时，请别挑剔我五音不全。当我为你写诗时，请别嫌弃我言语乏味。当我为你跳舞时，请别嘲笑我四肢僵硬。请告诉我，只要是我为你做的一切，全都令你感到幸福。

当我们走入教室这个工作场所时，我们把同事关在门外。离开以后，我们很少去谈论发生过什么或接着会发生什么事，这是由于我们并不习惯讨论共同的经验。还有，我们不仅不称其为孤立主义并努力克服之，还美其名曰学术自由

当我们做出一种本质上是绝对主义的知识断言时，我们就必须小心警惕。因为，这很可能是我们逾越了自身社会生活的种种具体限制，对我们自身的权力地位做了无限制的拔高和想象的结果。……自然主义、非历史主义、先验主义和精英主义，这就是我们在观察古希腊哲学时，在对它一般的理性主义思想内容进行学习和思考时在对其中所深藏的人类智慧表示惊叹时，所需要特别注意的。

当我们无法为微积分之所以行得通提供一个逻辑说明时，又如何能发展出这样一个有力且可靠的工具呢？

当我们逐渐将鱼作为有意识的个体去理解时，或许会和它们形成一种全新的关系。就像一位不知名的诗人所写的不朽名言一样：“一切都没变，只是我的态度变了，于是一切都变了。”

当我们问他，谁来承担伤害学生的责任时，他说：“我承担完全的责任。”他拒绝将责任推给学生或者主试。“我想，有一件事情绝对是懦夫行为，那就是试图把责任甩给其他人。如果我现在转头说：‘这是你的错.....不是我的。’我会认为自己时懦夫。

当我们提案或者汇报时，归根到底，我们推销的是自己这个人，而不是某个方案。所以，无论碰到怎样的挑战、刁难，都要表达对在场所有人的尊重，向他们呈现一个最好的自己。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当我们长期挣扎于不健康的对话方式时，我们内心郁积的负面感受、我们承受的痛苦情绪以及我们忍耐的打击煎熬，最终会慢慢摧垮我们的健康。

当我们通过眼镜观看电影时，左眼只接收来自左边镜头的景象，而右眼只接收来自右侧镜头的景象，计算机产生的3-D＂立体图＂也同样是把两个分别获得的、略有差异的图像传递到大脑进行加工，从而产生立体知觉。

当我们习惯性地用怜悯、同情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有残障的朋友时，或许根本不知道他们在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我们、看世界，我们的眼腊或远不如他们更清澈。其实什么又是“我们”与“他们”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当我们西方人称呼一些人是“土著”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对他们的看法中暗中剔除了文化的色彩。我们把他们看作是在当地大量孳生的野兽，我们只是在那里恰好碰到了他们，如同碰到了当地的部分动植物一样，而没有把他们看成与我们一样有具有各种情感的人。只要我们把他们视为“土著”，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或者更有可能像今天这样驯化他们，并真诚地（大概并非全然错误地）认为，我们正在改良品种，但我们却从一开始就没有理解他们。

当我们只着眼于自己的缺点，而不顾及更广泛的人类状况时，视角往往变得狭隘。大多数人并没有留意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共同之处，尤其是当羞耻感和无力感肆虐的时候。在失败的时候，人们不是把自身的不完美与共有的人类体验联系起来，反而更倾向于感受与周围世界的孤立和隔离。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又不足感，越是又分离感和脆弱感。

当我无法看你的脸我看你的脚。你拱形骨的脚，你坚硬的小脚。我知道它们支撑你，你轻柔的重量，浮升于它们之上。你的腰，你的乳房，你乳头双倍的紫色，你刚刚飞逝的目光之窝，你水果般的大嘴巴，你的红发，我小小的塔。但我爱你的脚只因它们行走于大地之上，于风中，于水上，知道找到了我。

当我问道新宪法何时能够通过时，他回答说：“不会早于明年下半年。”

当我们通观南北朝时期时，据于关中的势力与据于关东的势力使得华北一分为二的分裂格局，从四世纪除开始的五胡十六国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华北为止，这可说是这一时期华北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大特征。

当我们学习任何科学领域的基础知识时，常把它们的存在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就像人们一直以来就知道哪些知识一样。例如，今天我们认为“抑制”这个概念是理所当然的，但在Sherrington的时代，没有人可以想象一个机制来完成抑制。

当我们用一种高度抽象的标准去衡量一切事物时，或许能产生别开生面的洞见，但也会让我们丧失最基本的常识感。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想复述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忠告：“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