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天下的骗子只有一个伎俩，那就是编造辉煌的历史，并许诺你精彩的未来，然后，要你牺牲你的现在。 ​​​

正因为皇宫里有一条龙，全国各地遍布的是地头蛇。

欲望和反感、哀伤和欢乐、高兴与烦恼——如果要心灵回到它原来的纯净，每一样到必须平静下来，因为到最后只有和平与宁静是有益的。

在所有的科学学科里，进步的关键在于放弃本质主义，接受操作主义。……心理学家不同意将“焦虑”定义为“我不时会感到的不舒服和紧张”，而是必须用像问卷和心理指标测量这样的操作来定义概念。

一个不具备自尊心的国民，绝不会得外国人的尊敬。勇士的闯，虽说有些胡作非为，但他们敢给政府泼冷水，让外国人知道日本也有胆大包天之人，有了这一点，我也就满足了。我下命令给年轻人，不容许因挥舞钢刀而使客人受到一丝伤害。年轻人跳上一曲刀剑舞，是为了张扬威势。仅此而已……我不希望他们超出这一点。世上有人把我说成杀人犯的首领，这只不过是毫无根据的传言。

这并不是说超人类主义的目标和预测毫无价值，但其价值往往与超人类主义者的意图迥然不同：其价值是作为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希望、梦想和恐惧。在这个意义上，超人类主义显然与任何尝试预测未来技术前景的做法没什么不同，两者也并无优劣之分。

我想对老师说，即便不是逆转局势的满垒本垒打也没关系因为人终究无法轻易变更自己的生存之道。而人生更大的意义恰恰在于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努力寻求改变。

正如我所喜欢的史特拉汶斯所说，“对艺术控制得越多、限制越多，它就越自由”。对“自由”的滥用是当代艺术贬值的原因之一，而严格的自我限制是使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手段。

有一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偶然看到一张照片，是拿破仑最小的弟弟热罗姆的（摄于1852年）。我感到很惊奇，当时想的是：“我看到的是一双见过拿破仑皇帝的眼睛！”这是一种我怎么也无法抑制的惊奇，我曾时不时地和别人说起过这种感觉。可是，似乎没人和我有同感，甚至没人能理解我这种感觉（孤独。生活就是由这样一些孤独构成的），我也就把这种感觉淡忘了。

我想你，已經到泛濫的極限即使在你身邊，我依然想著你擱淺的鯨豚游回大海，我想你那麼親愛的你你想什麼呢？

说来可笑,什么样的人会下结论说“活着有错”呢。但小时候的自己明明这么觉得过。

他想到了淹死的小狗菲诺，想到被掐死的鹦鹉，想到无论是动物还是人，所有生灵都离死很近很近，除了死亡，我们在世上无法预见或预知任何东西。他想到父亲、故乡和自己的一生，一丝嘲讽浮上脸庞。他想，处处都是这样，智者总是听命于蠢人，人生多数像一部蹩脚的喜剧。他低头看看身上的丝绸华服，笑了。这是单调而困苦的一生，智者听命于蠢人，一出老套的喜剧。

宗教性的隐喻成了对现实进行虚构的一部分。而在现实里，又有助于芸芸众生从容应对，完善自我。

我也要讲个故事。我们曾经是一家人，妈妈，爸爸，姐姐和我——既不是个快乐的家庭，也不是个悲哀的家庭，不过就是那种大家凑在一起，孩子慢慢长大，父母渐渐衰老的家庭。

中世纪美学始于对古典时代几乎不加批判地继承，但这份遗产依然有着焕然一新的精神。一种关于美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逐渐形成，最终诞生了美是一种有机价值的观点，这是其最为成熟的时期。我们将看到，这一观念随后没落。传统的形而上概念开始分崩离析，艺术概念和诗性行为变得越来越不系统连贯，聚集了诸多问题。亚里士多德传统不再万能。这些为以天赋和想象力为信条的风格主义奠定了基础。

五人小组的人除第一次陈原、周保昌出席外，其他各次会好像都从没五人小组的人来过。这意味着这个会是不得不开，和走过场性质的。而且，我的事情而（是sic.）以陈原为专案组长，这等于明白表示，曾某是没什么政治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因为陈原同志是新党员，又从来没有搞过政治运动。

我们男生就是这样，害怕真情流露，要拥抱另一个男生或是握个手什么的，我们就得使点劲儿，这样就不会造成情感上的误解。我们没法全心全意地好好拥抱。这就是我们的灾难。

通过这种关系形成的群体，······那么它就被成为一种结合（Verbingdung）

唐末的乾符六年，包围广州的黄巢在破城以后，杀害了大量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包括在广州经商的伊斯兰教教徒、犹太教教徒、基督教教徒、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教徒等共计十二万人。

我们将它们与一个有目的性的系统联系起来，除非它们合乎一种模式，否则它们无从解释。但是，什么是模式？模式就是计划所拥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