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最应该感到幸福的，父母疼她，吃得好，穿得好，没有受过伤害。可她本身就是一个呼啸的战场。

爱情是那些你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是生活中的现实。如果没有发生在你身上，你就会感到受到了欺骗。你感到无聊而焦虑，因为你没有遇到爱情。所以，有一天你突然遇到了这个人，你心花怒放，觉得他太迷人了！他是什么身份根本无所谓。

好的文学作品，她的老师们所谓的好的文学作品，是与这个世界不想干的。与世界想关联的文学比脱离世界的文学格调要低。这世界就像一个污水池，血肉在底下，精神和思想被高高捧起。沉入到物质世界，就像在泥塘里洗干净身体。

因为，开门或关门都不重要，最终你还是被困在盒子里。我无从探知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有什么客观上的不同。我所能看见的，只是幸福水平的不同，说是这么说，我也不很确定。如果叔本华所言不虚，那么，人类就不可能获得幸福，因为幸福意味着没有痛苦，正如我一位叔叔所言，人只有在死亡和烂醉时才不会感到痛苦。彼时米拉关掉了所有的们，此刻，我打开了所有的门，而我们都感到痛苦。

他们把这些派头带回家，开始把家里的女人看成乡下人，认为她们心胸狭窄、土气寒酸。渐渐地，他们娶的那个与他们原本平等的人变成了仆人，这或许是无法避免的。对她们来说，这里有两种世界，一种是男人们在的世界，一种是只有女人和孩子们的世界。在她们自己的世界里，她们相互陪伴，相互倾诉。

爱情会使人神志不清。古希腊人就知道这一点。爱情就是通过幻想和自我欺骗来控制理性。你失去了自我，你就失去了掌控自己的力量，你甚至都没法正常思考，所以我才讨厌它，并不是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这些不仅需要精力、勇气和头脑，而且构成了生活的真正核心。……它们往往蕴含在背景当中，如同不可见的飞逝的时间。可是，肮脏的细节并非大多数女人生活的背景，而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如果你的身体一天到晚都在处理屎和四季豆之类的事，你的精神世界就免不了充斥着这些。

她们不抱怨、不强求、不要求，她们似乎什么也不想要……她为这些女人的无私而惊叹。米拉一贯都很看重她的智慧、她的观点、她的知识，考试当她认真聆听她们的谈话时——一个月前她还把这叫做愚蠢的谈话，她真真切切地理解了她们在说什么，禁不住惭愧不已。

这个时候你不会去想赚钱啦、上学啦这些讨厌的俗事。你的感官和内心似乎紧紧相连，这就是生命的全部意义，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很长一段时间，或许有几个月，你都处于这种状态，逃课、失业，或是被赶出家门，等等。这都没什么，因为除了爱，什么都不存在。你开始妄想，觉得全世界都在和爱人们作对。你觉得这一切太不公平了，觉得其他所有人都麻木、愚蠢、冥顽不灵，不懂生命的热情。

对失败的悲观解释会使孩子害怕去尝试，在面对失败时，会造成他们无助及消极；而乐观的解释是将失败视为挑战，用行动来反映与制造希望。

对圣洁久久挥之不去的兴趣是一种疾病，需要好几年才能康复。”在眼泪和音乐之间我无法加以区分”（尼采）

对世俗性的一种理解是根据公共空间。据称，这些空间已经把上帝或任何终极实在的指涉都清除了。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我们在各种活动领域(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职业的，娱乐的)运作时，我们所遵循的规范和原则，我们所进行的审思和商议，一般都不令我们求助上帝或任何宗教信仰。……在第二种意义上，世俗性在于宗教信仰与实践的衰落，在于人们远离上帝和不再去教堂礼拜。就此而言，西欧各国已经大体上变成世俗的了。

对市场调研结果和片面、过时的观念的盲从会带来许多破坏性的结果。它总会倾向于对设计师的创意和探索进行打压。它甚至可能用过时的观念来指导未来战略，从而导致倒退。

对苏格拉底来说，死亡之所以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就在于学习哲学就是在练习死亡。

对诗人来说,珍珠是大海的眼泪,对东方人来说,它是一滴固体化的露水;对妇女们来说,它是她们带在手指上、脖子上或耳朵上的,长圆形,透明色,螺钿质的饰物;对化学家来说,它是带了些胶质的磷酸盐和碳酸钙的混合物;最后,对生物学家来说,它不过是某种双壳类动物产生螺钿质的器官的病态分泌物。

对失眠症最常见的解决方法是服用安眠药和饮酒，而这又会令失眠问题越来越恶化。二者都会减少快速眼动睡眠并且使人第二天感觉非常疲乏。一旦形成对药物的依赖，人们往往会加大服药量以达到睡眠的作用。

对石质废墟的这两种观察——一种关注整体形象，一种聚焦于细部——共同把半毁的建筑（或其复制品）定义为浪漫主义艺术与文学里的审美客体。FlorenceHetzler把“废墟时间”定义为石质废墟的“成熟过程”，也隐含了木质建筑没有可能为这种“废墟时间”的形成提供机会。

对死亡的恐惧常常与人生需读的感觉紧密相关。换句话说，你越不曾真正活过，对死亡的恐惧也就越强烈；你越不能充分体验色和你干活，也就越害怕死亡。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

对弑君、恐怖、折磨行为施以伦理批判，就可以取缔倚靠这些行为而存在的政权和理论的合法性，不管他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也不管他们许诺今后要在尘世建造什么样的“上帝之城”。我们用来谴责死刑或法西斯政权暴力的道德标准是不可分割的，它也可以剥夺革命行为、革命政权及其后裔的正当性，不管它们有多么“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