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为了解释现实，而现实并非为证明科学而存在，既然如此，现实与科学哪一方更优先就很明显了。

科学家有时候并不诚实拉卡托斯还认为，波普尔提出的划界标准，不是划分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的标准，而是划分科学态度和非科学态度的标准。拉卡托斯批评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不符合实际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家有时候是厚脸皮的：当理论和观察结果相冲突时，科学家总能提出助性假说，避免科学理论被观察实验证伪；或者，他们干忽这些反常现象，转而研究其他问题。

科学是一种十分稀罕的人类文化现象，起源于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养。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根本不是偶然的错失，而是存在的命运。

科学家可以宣称他的作品并不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不带私人色彩的事实。艺术家却无法以事实来作庇护，他无所遁形。

人们考试时忧虑越多，成绩就会越糟。忧虑是一项认知任务，个体如果把心理资源用于忧虑，就分散了用于处理其他信息的心理资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担心考试失败，那么我们用于思考和答题的注意力就大大减少了。结果忧虑就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破事我们朝着它预测的方向越陷越深。

科学精神和科学至上，根本就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实证主义，面后者则是一种宗教式的盲从和依赖。

科学可以很有创造性，也可以是日常工作，应该是后者多于前者;科学家可能因为很聪明而有所成就，也可能因为很刻苦认真取得成绩，而且后者可能比例高于前者。

科学精神是一种特别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它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性，只关注知识本身的确定性，关注真理的自主自足和内在推演。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科学虽能揭示拜物教产生的原因，却不能消除拜物教存在的基础。要消除商品拜物教，就必须先消除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一一苏颂与沈括（苏须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オ），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科学来源于过去的科学中，但它从未脱离过去，正如我们也是从自己的童年成长而来一样

科学是一种多元性的活动，包含了范围广泛的不同学科和理论。也许它们共享一套能够定义何为科学的固定的特征，但也许这种特征并不存在。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认为，不存在能够定义何为“游戏”的一系列固定的特征；但却存在一束松散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大部分被大多数的游戏所拥有。然而也许某个特定的游戏不具有该特征束中的任一特征，却仍然是一个游戏。科学或许也是如此。如果真是这样，将科学与伪科学区分开来的一个简单化标准就不可能找到。

科学界已经朝着极不科学的方向超速行驶，细致的同行评审和公开发表论文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噬星体研究对所有人开放，研究人员无需证明就能立即公开自己的发现，这会导致误解和错误，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正确地开展工作。

科学家们说是在研究自然，但实际上他们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在对自然进行建模，并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研究。

科学家在生命之树上所能触及的地方，都有病毒传递基因的痕迹。达尔文把生命的历史比作一棵树，但基因的历史——至少是海洋微生物和它们所携带病毒显示出的基因的历史——更像是一个繁忙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可以一直蔓延到数十亿年前。

科学家们面临翻唱现象或危机时，对现有的规范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的研究的性质也相应地改变了。产生竞争的连接方式，愿意尝试任何事情，表示明确的不满，求助于哲学和对基本原则开展争论，这一切都是从正常研究过渡到非常研究的征兆。常规科学的概念就依赖于它们的存在，而不是依赖于革命。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是如此，是对命运的好奇。

1、所有的情绪在本质上都是某种行动的驱动力，即进化过程赋予人类处理各种状况的即时计划。2、我们有两种心理，一种用来思考，一种用来感觉。 *理性心理：具有清醒的意识，会思索，能够进行思考和反思。 *情绪心理：冲动、有力，有时没有逻辑可言。

宽恕并不一定意味着原谅别人的罪行，或者忘记自己所受的伤害，或者向伤害自己的人妥协，而是想办法使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人如果越来越善于控制情绪和抑制冲动，越来越善于激励自己努力，能运用同理心，善于社交，那么他的情商也随之升高。对于这种情商的提升，有一个以前常被提起的贴切的形容词——成熟。